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最明顯的區別之一就是文學語言的差別，“言文合一”是新舊文學轉型的重要標志。因此，“言文合一”文學主張的提出無疑是確定現代文學起點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嚴先生指出，“五四”文學革命倡導白話文學所依據的“言文合一”說早在黃遵憲1887年定稿的《日本國志》中就已提出，它比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類論述早了三十年。僅從這一史實的客觀性上看，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似乎應該早于“五四”文學革命。然而，對于任何一個理論或主張來說，其誕生時間的早晚固然很重要，但是該理論或主張誕生的初衷、理論的深度與影響也不容忽視。《日本國志》是黃遵憲耗費八年時間完成的心血之作，全書共十二志四十卷，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黃遵憲撰寫《日本國志》的主要目的在于全面而客觀地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后的社會制度，以期望為清政府進行政治變革提供借鑒。全書各志除客觀記述之外，均以“外史氏曰”的方式簡短地論述了日本維新變革的經過及得失，并推論及我國。在第三十三卷《學術志二》的文學條中，黃遵憲在記述了日本文字與語言的發展演變之后，發表了一段自己的議論。他肯定了日本文字與語言相結合的變革舉措，提出了“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的思想，并寄希望于中國也能“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使“天下之農工商婦女幼稚者皆能通文字之用”。

雖然黃遵憲的這些議論中已經具備了“言文合一”的思想，但是他卻并沒有指出白話文就是那個“適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體，更沒有明確地提出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的主張。此外，黃遵憲“言文合一”思想的理論初衷僅僅是為了尋求一種明白曉暢、通俗易懂的“文體”來普及教育和開啟民智，而并非要借這一“文體”來取代文言文的正統地位。這些正是他的“言文合一”思想的局限所在。而胡適的“言文合一”的主張無疑打破了黃遵憲的局限。雖然黃遵憲“言文合一”的思想比胡適的問世要早，但當時遠在國外留學的胡適稍后提出的主張卻與黃遵憲的思想并無直接的關聯。胡適“言文合一”的理論主張主要是建立在西方的“進化論”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歷代文學發展史的深入思考的基礎上的。他不僅從中找到了中國文學“適用于今”的語言工具———白話，而且明確提出要建立一種廢文言文而立白話文的“國語的文學”。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開宗明義地說：“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他甚至斷言：“若要使中國有新文學，若要使中國文學能達今日的意思，能表今人的情感，能代表這個時代的文明程度和社會狀態，非用白話不可。”

除此之外，胡適的歷史貢獻還在于，他不僅是一位“言文合一”的倡導者，而且在實踐上也是率先用白話進行文學創作的。他在最難攻克的詩歌體裁中嘗試運用白話，其創作的《嘗試集》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白話新詩集。他還創作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白話話劇的劇本《終身大事》。胡適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用大量的篇幅回顧了晚清白話運動的歷史。從最早的沿海各省維新志士創造拼音字母到王照、勞乃宣的“官話字母”運動，從吳汝綸、張百熙、嚴復、張謇等晚清名流力推學校教育使用拼音文字到民國初期教育部頒布國語注音字母，這段歷史本應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前奏，卻被胡適定下一個“運動失敗”的結論。胡適甚至自信地認為，“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雖然黃遵憲的“言文合一”的思想不至于被冠以“失敗”二字，但是他確實沒有明確地提出“白話文學”這一口號，更沒有表現出推翻文言文正統地位的現代意識。因此，筆者認為，包括黃遵憲的“言文合一”思想主張在內的一系列清末民初的白話文運動，都只是白話替代文言的這一古今語言轉變過程中的“量變”，它們對現代白話文的建構只是起到了一個鋪墊的作用，真正的“質變”是到“五四”白話文運動才實現的，現代白話和白話文學也是直到“五四”才基本上得以定型的。由此可見，“五四”文學革命時所倡導的“言文合一”的白話文運動更能夠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一個標志。

中國現代文學在誕生與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廣泛的外來影響，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魯迅先生甚至斷言：“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潮流的推動下發生的。”外國文學思潮的影響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中國的現代作家，而且引發了中國文學的文學觀念與創作方法的變革，更為重要的是，對中國現代文學走向世界文學、走向現代化起到了一個良好的引導作用。因此，要確定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外來影響、對外交流是必須考慮的因素。嚴先生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定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在那個時期，已經有陳季同這樣的知識分子突破了中國傳統的陳腐觀念，視小說戲劇為文學的正宗，并且用法文創作小說與戲劇來傳播中國文學和文化。最重要的是，陳季同還形成或接受了“世界的文學”的觀念。陳季同在當時能擁有這樣一種現代化的文學觀念與世界性的文學意識，無疑是難能可貴的。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陳季同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他的身份是晚清政府駐法大使館的武官。由于長期在法國工作和生活，又通曉法文、英文、德文和拉丁文，陳季同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自然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才使得他能在文學創作與研究中擺脫盲目排外的傳統觀念，以一種清醒的世界意識和現代眼光看世界。但無論如何，陳季同只是那一個時代的“奇葩”，他個人的覺醒還不足以形成一種社會性的潮流，也不能對新舊文學的轉型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真正的社會性的對外交流，真正的社會性的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還是在“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當“五四”文學革命還處于醞釀過程和發軔初期的時候，新文學的建設者們就把眼光投向了廣袤無比的外國文學世界。胡適在西方“意象派”詩歌的啟發下，倡導白話新詩運動。周作人從日本“白樺派”的人道主義文學理論中受益，提出了“人的文學”的觀念。《青年雜志》剛創刊，翻譯外國文學的熱潮便方興未艾。在《青年雜志》（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的帶動下，《新潮》、《每周評論》、《少年中國》、《文學周報》等各種報刊以及出版物莫不爭相譯介外國文學，為“五四”文學革命的廣泛開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幾乎所有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和參與者都曾做過譯介外國文學的工作，如魯迅、胡適、周作人、劉半農、沈雁冰、鄭振鐸等人，都是極為活躍的譯介者。新文學家們如此熱忱地評介與引進外國文學，目的當然是為了將外國文學先進的藝術觀念與創作技巧引作良規，用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但這遠不是他們的終極目標。1915年，《青年雜志》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一則《社告》，其中的一條是這樣的：“今后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系。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可以說，這才是“五四”新文學建設者們最大的心聲。他們評介外國文學的舉措不只是希望借助吸收外國文學的先進因素來挽救中國文學的頹敗，更在于期盼中國文學能夠從中觀照世界文學的趨勢與時代的精神，趨近于世界文學的要求，從而在“世界關系”中不落人之后。這種“世界意識的覺醒，是成為一個現代人的標志”，這種“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則是成為一個現代作家的標志”。隨著世界文學意識的覺醒，在“五四”之后的短短幾年內，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文學思潮幾乎都先后涌入了中國。在文學的創作實績上，“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新古典主義，甚至表現派，未來派等尚未成熟的傾向”都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露過一下面目”[7]96。雖然除了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之外，其他的許多外國文學的“主義”都沒能在中國現代文壇上落地生根，但這每一種“主義”的嘗試，都體現出“五四”新文學建設者們努力向世界文學潮流趨近的良苦用心。在文學的對外交流方面，“五四”文學革命的規模與聲勢完全超過了近代任何一個時期。它不是某一個文學家突破思想束縛的高瞻遠矚，而是所有新文學的開拓者們在世界意識覺醒之后的共同參與、共同努力的結果。正是在外國文學和文化的影響下，中國文學從價值觀念到語言形式都趨向了世界文學的發展方向，實現了現代的轉型。“任何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文學的誕生，無不孕育于民族文學的開創者的個性意識和世界意識的覺醒之中”。因此，將“五四”文學革命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誕生的標志是最能夠體現中國現代文學對外交流、走向世界的時代特征和歷史規律的。

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確認離不開標志性的文學作品。嚴先生將“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正是因為當時出現了兩部被他譽為“顯示了現代意義上的成就”的“標志性的作品”：一是1890年陳季同在法國出版了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中長篇小說《黃衫客傳奇》；二是1892年在上海《申報》附出的刊物《海上奇書》上連載的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我們姑且不多談陳季同的《黃衫客傳奇》，因為這本用法文創作的小說無論在思想和藝術上具有多少現代意義，它都只能算作一篇外文小說。語言文字的文化屬性決定了《黃衫客傳奇》不可能劃為以現代白話為書寫形式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范疇。將一篇外文小說視作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標志，恐怕難以獲得學界的廣泛認同。這里筆者重點探討一下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近年來，以范伯群、欒梅健先生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研究者致力于將通俗文學寫入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工作，他們一致認為中國現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才是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起點。顯然，嚴家炎先生的觀點正好與這些從事通俗文學研究的諸位先生的文學史觀不謀而合。筆者暫且不去探討現代文學中的雅俗文學對峙的是與非，只是想分析一下將《海上花列傳》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標志到底合不合適。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海上花列傳》被劃歸為“狹邪小說”。“狹邪小說”是專指描寫青樓妓院或優伶生活的小說。這類題材的文學在我國古代文學中有著悠久的傳統，早在唐代就有描寫妓院生活的《李娃傳》、《霍小玉傳》等作品。僅從題材上看，《海上花列傳》是名副其實的古典文學題材。魯迅先生在論及中國文學的新舊變革時，首先就提到了文學題材及主要表現對象的變化：“古之小說，主角是勇將策士，俠盜贓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來則有妓女嫖客，無賴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卻大抵是新的智識者登了場。”

將一部古典文學題材的“狹邪小說”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如何能反映出新舊文學的轉型與文學題材的變革？雖然《海上花列傳》較以前的狹邪小說有很大的不同，它突破了傳統的才子佳人的敘事模式，也沒有落入借妓女題材來抒發作者懷才不遇的窠臼，而是如實地描繪了發生在上海都市妓院的現實生活，刻畫了一些平凡的妓女，具有寫實性的一面，尤其是小說中展現了在外國資本主義物質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下，妓女們對金錢的貪婪，對嫖客的欺騙，各種欲望的膨脹以及人性的扭曲，這些世俗化的敘事已經具有一定的現代性特質，但是在小說的后半部分，作者卻調頭用大量的篇幅描寫了“一笠園”中一群舊式文人名士的生活———“一笠園”如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一樣，文人名士們每日在這里賞花、喝酒、聽戲、唱和詩詞，就連隨身陪伴的妓女也不再是小說前半部分中那般唯利是圖的女子，這種充滿封建文化氣息的傳統名士生活與小說前半部分中所表現的世俗的現代都市日常生活完全不協調，而這種“不協調”恰好表露了作者在現代都市日常生活與傳統名士生活之間的搖擺不定，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流露出作者對傳統文人生活的眷念之情。因此，《海上花列傳》雖然在敘事上客觀地反映了晚清的時代特征，并顯示出一定的現代性特質，但在主題思想及審美取向上對傳統與現代的曖昧不清，就很難與具有現代意識的現代文學同日而語了。此外，《海上花列傳》是用吳語方言寫成的，人物對話雖是通俗的口語，卻帶有濃郁的地方色彩，與現代文學通用的白話有很大的差別。雖然在韓邦慶生活的那個時代，中國還沒有提出以北方官話為標準而實現“國語”統一的主張，但是中國現代文學卻是有著統一的語言規范的。很顯然，《海上花列傳》的語言不符合中國現代文學通用的語言規范。范伯群先生曾說：“文學革命的文白演變之所以能迅捷地結出碩果，是有中國一千多年的白話小說傳統，以鮮活的方言寫出了若干‘活文學’作為基石的。沒有這個民間的深厚的傳統，要在短時期內完成文白演變，是很難想象的。”此話不假。沒有人能否認古代的各種方言白話小說對現代白話小說的重要作用。但是，這些方言白話小說只能是作為一個基石，一個啟發后人的參照物，而不能成為一個為現代白話小說定下范式的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標志性作品。真正地為現代白話小說定下范式的文學作品應該是魯迅的《狂人日記》。1918年5月，魯迅發表了第一篇白話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從題材上看，小說的主人公表面上是一個患有迫害狂恐懼癥的“狂人”，實際上他是一個象征著敢于挑戰傳統世俗社會的清醒者和反封建的民主主義者的形象。這種寓意豐富而深刻的象征性形象是古典文學中沒有的。另外，《狂人日記》的主題也很明確。作者借“狂人”之口，控訴了封建制度及其倫理道德的“吃人”本質，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意義，這與當時中國社會追求的反封建的現代意識是一致的。從語言上看，這篇小說是用幾乎規范的現代白話語言寫成的，而不是某種地域性的方言。魯迅在小說中對白話的運用，已經達到了非常嫻熟的程度。如陳思和先生所言：“《狂人日記》的發表，立刻就拉開了新舊文學的距離，劃分出一種語言的分界。”[10]因此，魯迅的《狂人日記》不僅以其新式的題材和反封建的現代性主題實現了對傳統的古典文學的突破，而且在語言上也為現代白話小說奠定了新的規范。《狂人日記》的這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學特質和歷史地位是《海上花列傳》根本無法比擬的。

綜上所述，嚴家炎先生將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定在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并分別從文學主張、對外交流、文學創作三個方面新發掘的史料證明了他的觀點。盡管這些史料具有一定的說服力，但與“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相比，這些史料還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筆者不反對從晚清近代尋找中國現代文學起點的思維方式，因為包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內的晚清近代文學對于“五四”新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就像是一條源遠流長的河流，縱使它有多次的轉折，卻始終離不開文化源頭的滋養。新的文化生命總是與舊的文化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這種“聯系”卻不足以代表新的文化生命的本質。中國現代文學的本質就在于它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不僅僅是指人的心靈、精神等內在意識結構的現代轉變，也是一場涉及到政治思想、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現代轉變。這種現代性不是個別的、局部的、淺顯的，而是全面的、整體的、深刻的。晚清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對于現代意識的傳播與接受還處于一個量的逐步積累的過程，文學的現代性并沒有真正地成熟起來。因此，嚴先生將“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以此來劃分新舊文學的界線是不夠妥善的。但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現代意識的覺醒以及文學觀念發生的變化對中國現代文學來說也并非毫無意義，它們是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不可或缺的歷史背景與前提條件。只有經過近代以來現代意識的不斷積累和社會現實條件的多方準備，量變逐漸轉化為質變，中國現代文學才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中得以誕生。總之，“五四”文學革命及“五四”新文學以其自身異質于古代文學的現代化的文學觀念、現代化的文學語言、現代化的各種文體以及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隊伍，理應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

本文作者：吳新平 單位：吉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