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區域概況

漓江流域是我國發展旅游業最早的地區之一，旅游開發始于南朝，唐宋時已成為聞名的游覽勝地。旅游開發經歷了一個從無序到有序，從不規范到規范的過程。漓江流域常年接待海內外旅游者的主要景點200余處，擁有2處國家5A級旅游景區，13處國家4A級旅游景區，9處國家3A級旅游景區。有2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個國家森林公園，12家國家工農業旅游示范點。其中漓江風景名勝區是漓江流域旅游發展的核心區，是國務院審定公布的第一批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是國家第一批5A級旅游景區，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風景最美的巖溶山水。經過多年發展，旅游業已成為漓江流域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最近幾年，以桂林為代表的漓江旅游的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呈逐年上升態勢，據《桂林市2005－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0年，桂林市全年旅游接待人數2246．33萬人次，旅游總收入168．30億元;2011年全年旅游接待人數2788萬人次，旅游總收入218．34億元。

二、研究設計

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對居民感知研究主要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本研究的問卷以結構式項為主，問卷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其中第一部分涉及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別、年齡、學歷等;第二部分是居民對當地生態旅游的感知，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領域，共計26個指標;第三部分是居民對當地生態旅游發展的態度。問卷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五級量表(LikertScale)計分，將每個測量項由強至弱分為五個等級，對題項持“強烈贊成”態度的計5分、“贊成”態度計4分、“中立”態度計3分、“反對”態度計2分、“強烈反對”態度計1分。筆者于2012年8月下旬，采取接道攔截和上門咨詢相結合的方法，在陽朔縣城及周邊社區對當地居民發放問卷進行調查，調查員幫助被調查者理解問卷并當場收回，以保證問卷質量及回收率。調查共發放問卷120份，收回113份，回收率95%，其中有效問卷105份，有效率88%。利用SPSS19．0軟件對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調查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居民見表1。

三、居民對生態旅游影響的感知

為確保研究的科學性，首先對測度居民感知的26個指標的可靠性進行檢驗，研究以SPSS19．0運算后的克朗巴哈系數(Cronbach，a)作信度評價指標，經計算標準化項目的克朗巴哈系數a=0．800，即總可信度達0．800(見表2)，與納諾利(Nunnally)推薦的0．70的標準系數相符，因此可以認定這26個指標的信度較高，基本能反映要測量的概念;然后進行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在李克特量表的使用方法中，一般認為總體等級評分值在值域［1，2．5)內，則表示反對，在［2．5，3．5)內，則表示中立，在［3．5，5］內，則表示贊成［3］。從居民感知調查結果(見表3)發現正面感知的測量指標有14個，其中X1、X2、X3等10個指標的評分均值在4分以上，即表示高度贊成，且標準差也相對較小，贊成率達80%以上，說明大部分居民對生態旅游表示支持和贊成;X22評分均值小于2．5分，即表示反對，說明居民認為生態旅游開發沒有使社區居民的生態環境保護意識增強。對負面感知的測量指標有12個，其中X6、X7等10個指標的評分均值大于3．5分，即表示贊成。

(二)因子分析

1．量表轉換。因子分析可以對多維變量進行降維，有利于用較少的綜合性指標表示出大部分的有用信息，因而可以起到簡化數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對量表中26個生態旅游感知測量指標進行因子分析，將其綜合成幾類影響因子，提高研究的清晰度。由于量表中26個指標有反向提問的項目，所以將反向提問的項目進行反向計分處理，強烈反對的計5分，反對的計4分，中立的計3分，贊成的計2分，強烈贊成的計1分。

2．因子檢驗。在進行因子分析前，首先對原有變量進行KMO檢驗和Bartlett球度檢驗，以確定指標是否適合進行因子分析，通過SPSS19．0統計軟件檢測結果顯示，KMO檢驗得出的KMO值達0．818，高于臨界值0．5(Kaiser認為KMO值必須大于0．5才適合因子分析)，通過了KMO檢驗;同時Bartlett球度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1556．287，即很大，相應的顯著性概率(Sig．)小于0．001，為高度顯著，也通過了Bartlett球度檢驗，說明相關系數矩陣與單位矩陣具有顯著差異，原有變量適合做因子分析。

3．公因子提取。公因子提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特征值選取SPSS默認的大于1，特征值大于1表明該項有意義，并采用回歸法估計因子得分系數，將因子得分保存為變量。首先，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轉法對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正交旋轉(見表5)，以突出各個因子的實際含義;其次，通過因子載荷進行因子萃取，一般認為因子載荷大于或等于0．5的變量可以被萃取;再次，經過最大方差正交旋轉和因子萃取提取公因子(見表6)。通過以上步驟從26個指標中提取出4個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1．093%，即解釋了總體變異的61．093%，能夠解釋大部分變量，涵蓋大部分信息。

4．公因子命名。根據主成分分析結果(見表7)，各指標對各個公因子的因子載荷量不一樣。第一類公因子顯示出高載荷的指標有9個(X1－X8、X11)，其中7個屬于正面的經濟影響指標，2個屬于負面的經濟影響指標。第一類公因子主要解釋生態旅游的經濟影響，將其命名為經濟因子，方差貢獻率達23．065%。第二類公因子顯示出高載荷的指標有5個(X9、X10、X13、X16、X20)，其中3個屬于正面的社會影響指標，2個屬于負面的社會影響指標。第二類公因子主要解釋生態旅游的社會影響，將其命名為社會因子，方差貢獻率達13．804%。第三類公因子顯示出高載荷的指標有7個(X15、X21－X26)，其中2個屬于正面的環境影響指標，5個屬于負面的環境影響指標。第二類公因子主要解釋生態旅游的環境影響，將其命名為環境因子，方差貢獻率達13．561%。第四類公因子顯示出高載荷的指標有5個(X12、X14、X17－X19)，其中2個屬于正面的文化影響指標，3個屬于負面的文化影響指標。第四類公因子主要解釋生態旅游的文化影響，將其命名為文化因子，方差貢獻率達10．663%。

(三)樣本聚類分析

根據相關研究，國外學者在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時主要采用了聚類分析方法［7］。本研究以經濟因子、社會因子、環境因子和文化因子四個公因子得分為聚類變量，通過系統聚類分析(Hierarchicalclusteranalysis)，把具有不同因子得分的居民分為有矛盾的支持者(AmbivalentSupporters)、熱愛者(Lovers)、顧慮者(ConcernedforaReason)、現實主義者(Real-ists)和憎恨者(Haters)五大類群體，分別占總樣本的26．67%、12．38%、18．10%、33．33%和9．52%(見表8)。

1．有矛盾的支持者。有矛盾的支持者占26．67%，社會因子得分均值(0．9167575)明顯高于平均水平(0)，高度肯定了生態旅游帶來的社會效益;經濟因子得分均值(0．0522756)和環境因子得分均值(0．2986401)稍高于平均水平，對經濟和環境方面的感知不強烈，輕度肯定了生態旅游帶來的經濟和環境效益;文化因子得分均值(－0．6085077)明顯低于平均水平，指責生態旅游對文化造成了負面影響。

2．熱愛者。熱愛者占12．38%，比重較小，四個因子得分均值在0．4到1之間，都明顯高于平均水平，全面肯定了生態旅游帶來的正面影響;經濟因子得分均值(0．939461)最高，這類群體對經濟影響的正面感知強烈，切身感受到生態旅游帶來的經濟效益。

3．顧慮者。顧慮者占18．10%，文化因子得分均值(0．5963568)和經濟因子得分均值(0．8998384)都明顯高于平均水平，對文化和經濟影響的正面感知強烈，高度肯定了生態旅游帶來的文化和經濟效益;社會因子得分均值(0．5963568)和環境因子得分均值(－0．070734)接近平均水平，對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影響感知較弱。

4．現實主義者。現實主義者占33．33%，比重最大，經濟因子得分均值(0．4127422)和環境因子得分均值(0．3596066)都高出評價水平，對經濟和環境的正面影響感知較強烈，肯定了生態旅游帶來的經濟和環境效益;而社會因子得分均值(－1．3950059)和文化因子得分均值(－0．5438944)明顯低于平均水平，對社會和文化影響的負面感知強烈。

5．憎恨者。憎恨者占9．52%，比重最小，四個因子得分均值都低于平均水平，全面指責生態旅游帶來的負面影響;而環境因子得分均值(－0．7568200)最低，這類群體對環境影響感知最強烈，表現出環境保護主義者特征。

四、居民對生態旅游發展的態度

為研究漓江流域社區居民對生態旅游發展態度，我們在調查表中設置了四個選項:“大力度發展、適當發展、無所謂和不要發展”。經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居民支持“大力發展”生態旅游，占總樣本的61．0%;部分居民認識到生態旅游發展存在的問題，支持“適當發展”生態旅游，占總樣本的35．2%;只有極少數居民支持“無所謂”和“不要發展”生態旅游的選項，分別占總樣本的1．9%。

五、結論與討論

漓江流域生態旅游快速發展對旅游地產生了多個方面的影響，社區居民作為生態旅游發展的主體之一，其對生態旅游發展影響的感知和態度直接影響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漓江流域內社區居民對生態旅游發展產生的影響感知存在明顯差異。研究總體認為社區居民對生態旅游影響的感知涉及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等方面，根據社區居民對生態旅游對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感知分析，將社區居民分為有矛盾的支持者、熱愛者、顧慮者、現實主義者和憎恨者五大類，社區居民對生態旅游發展帶來的正面影響感知強烈，總體上肯定了生態旅游發展帶來的積極效應;對負面影響感知較弱;大部分社區居民對生態旅游發展持支持態度，部分居民認為要適度發展生態旅游，只有極少數的居民對生態旅游發展持無所謂和不支持態度。生態旅游發展旨在解決旅游發展過程中的環境破壞和負面影響問題，但在對居民的感知研究中仍然發現生態旅游發展會對生態環境，特別是社會文化產生負面影響，生態旅游發展與當地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關系日益緊密，影響日益深遠，生態旅游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制約著生態旅游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黃華乾、王金葉、孫浩、馬偉堅、段孟霄 單位：桂林理工大學旅游學院、廣州市海珠區工商業聯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