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在西方國家婦女解放運動蓬勃開展的大背景下，波瀾壯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迎合了世界的潮流，猶如一把利劍，既猛烈地沖擊了封建倫理秩序，開啟了民智；又將在中國婦女身上因襲了幾千年的“女奴”鐐銬砸開，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時代吶喊，一時之間婦女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一大批具有覺醒意識和現(xiàn)代思維的知識女性掙脫了傳統(tǒng)的思想束縛，融入到當時婦女解放運動的熱潮中，大膽地抒寫女性內(nèi)心的訴求，宣揚女性獨立的人格尊嚴，以炫目的才華為中國文壇唱響了第一曲女性文學之歌，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多元化與多樣化發(fā)展做出了標桿性的貢獻，其文學史意義是不可泯滅的。

一、喚醒了中國女性自由獨立的生命意識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女性始終處于被書寫的地位，她們的外在形象與內(nèi)心世界都被男性作家隨意涂抹。毋庸諱言，縱觀人類的文明發(fā)展史，不管是從倫理學、社會學，還是從文學的角度審視，人們看到的都是一部以男權(quán)文化為絕對中心的帶有極強男性立場的歷史。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國婦女被囚禁在夫權(quán)、族權(quán)、神權(quán)和政權(quán)編織的羅網(wǎng)里，淪為男性生育的工具，完全喪失了人之為人的自由和尊嚴。幾千年以來，沒有人為她們的處境吶喊與呼吁，真正屬于女性自己的聲音幾乎無法反映到文學作品中。因襲的傳統(tǒng)思維與封建意識形態(tài)也奴化了婦女的思想意識，在她們的潛意識里可能也認為婦女的“三從四德”是不可違逆的“天命”。這種宿命論的深層意識對于壓在封建磐石底層的中國婦女而言，猶如思想的毒藥，蒙蔽了她們的心靈；要想爭取自身的獨立與解放，必須要有良方來化解。而這恰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契機下，由一群接受過西方新思潮和新式教育的知識女性率先覺醒，她們努力探求開啟民智的藥方，啟迪中國婦女的生命意識和女性意識的重擔自然就落到了她們的身上。這些女作家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社會，用自己的心靈體悟人生，勇敢地反叛封建禮教對女性生命和自由意志的踐踏與殘害，用屬于她們的文學作品喊出了個性解放、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呼聲，張揚了女性個體的生命價值，具有強烈的生命意識。為了宣揚女性獨立解放的生命意識，許多“五四”女作家紛紛以反封建為主題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可觀的婚戀題材小說，著意于女性生活和命運的刻畫。被譽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第一個女性作家”的陳衡哲，其小說就側(cè)重于描寫婦女生活的壓抑和悲苦，尤其是婚姻和戀愛當中的諸多矛盾，是她展示女性意識的一個支點。冰心在《兩個家庭》《最后的安息》《秋風秋雨愁煞人》等小說中就為女性的獨立自強、為女性從“夫權(quán)、族權(quán)、神權(quán)、政權(quán)”中獲得解放而高聲疾呼。廬隱的小說百分之八十都是在寫女性，探討女性的人生價值。馮沅君也以寫女性小說而著稱，有評論家指出：“沅君勇敢大膽而健康真實地將女性愛情心理展示出來，將當時的女性創(chuàng)作引入了另一個境界，起著承上啟下的連接作用。”她的《隔絕》《隔絕之后》《慈母》等小說，表現(xiàn)了“五四”新女性在反抗封建專制時的決絕、果敢和無畏，敢于把對自由意志的追求和對自由生命的熱愛放在一切之上。在正面描寫男女情愛合理性方面，馮沅君吸納了西方個體生命自由的精神資源，把女性的獨立解放和戀愛自由提升到了生命的高度，表現(xiàn)出較為徹底的理性精神。女性要爭取做人的權(quán)利，必須沖破舊家庭對自己生命和意志的束縛，回歸到社會公共生活領域。對于多數(shù)女性而言，最重要的個人生活問題就是戀愛和婚姻。因此，表現(xiàn)與喚醒中國女性獨立解放的生命意識最好的母題就是“爭取戀愛自由”。這些題材作品在“五四”時期生動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婦女在思想上發(fā)生的深刻變化，她們再也不甘心受封建勢力壓迫，開始努力砸碎傳統(tǒng)思想的鐐銬，為女性獨立解放、爭取做人的權(quán)利而抗爭。

二、豐富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女性形象系列

中國的文學一直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學，古代文學史上的女性形象寥寥無幾，女性被壓迫在社會的最底層，她們的心靈追求與呼吁在文學作品中早已被男性話語所淹沒。即使出現(xiàn)了《木蘭詩》中的木蘭、《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西廂記》中的崔鶯鶯、《竇娥冤》中的竇娥、《紅樓夢》中的林黛玉等女性，在她們身上，除了蘊涵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義之外，還表達了男性作家對女性性格理想化的審美追求，她們的形象是以男權(quán)社會的審美標準刻寫出來的，女性本體的性別意識和人之為人的生命意識并未顯現(xiàn)。直到“五四”時期，一群女作家經(jīng)歷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洗禮，接受了“平等、自由”的思想啟蒙，將女性心底對愛情的自由追求蘊藏了幾千年的欲望用文學作品鮮明地表現(xiàn)出來，以女性獨特的視角書寫女人自己的問題，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時代新女性。這些女性不再安于長期做男人的附庸者，力爭追求自己的獨立尊嚴和獨立的生命價值，對中國文學史上單調(diào)的“賢妻良母”形象無疑是一種豐富。廬隱的代表作《海濱故人》著力描寫了知識女性露沙的情感沖突。作為進過學校的新女性，露沙同很多“五四”青年一樣追求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她清醒勇敢同時又迷茫孤獨。冰心的《秋風秋雨愁煞人》塑造了一位有理想有抱負的知識女性英云，在民主意識和平等思想的作用下，她對黑暗的現(xiàn)實充滿了抱怨與抗爭，體現(xiàn)了社會轉(zhuǎn)型期時代新女性獨有的覺悟。蘇雪林在長篇小說《棘心》中表現(xiàn)了一位大膽叛逆、積極上進的新女性杜醒秋。馮沅君筆下的鐫華，熱情勇敢、個性鮮明，為追求自由戀愛、反抗包辦婚姻，喊出了“我寧作禮教的叛徒，我不作良心的叛徒！”凌叔華與“五四”其他女作家不同，她用細膩的筆觸和平淡的口吻描寫了一些處于社會轉(zhuǎn)型期封建“高墻巨族”中的女性，構(gòu)寫了一個個生動的閨門故事，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創(chuàng)造了富有時代氣息的“高墻”女人形象。站在歷史舞臺上的“五四”女作家們，以新式女性的敏感與立場創(chuàng)作的這些性格鮮明的時代新女性為“五四”文壇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三、開啟了女性作家強烈的歷史使命感

肇始于1917年的新文化運動提倡“平等、自由、人權(quán)”，呼吁“人”的覺醒，其本質(zhì)上是一場企求中國現(xiàn)代化的思想啟蒙運動。這場思想啟蒙運動沖擊了因襲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為中國婦女的翻身解放掃清了許多障礙。“五四”女性作家們正是在時代主旋律的鼓舞與推動下，站在一個相當高的起點上投身創(chuàng)作，她們關注時局的發(fā)展變化，參與思想啟蒙的革新運動，以女性的心靈世界審視社會與人生、政治與革命，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歷史使命感。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風起云涌、動蕩不安，西方女權(quán)主義思潮的涌入擦亮了“五四”女作家們的慧眼，她們認識到女性的覺醒首先應該是人的意義的覺醒，“女性的解放，首先更為主要的是自身的解放，沒有女性的自我發(fā)現(xiàn)和自我實現(xiàn)，女性的解放也無從談起”。這種認識反映到文學創(chuàng)作上，必定是盡量表現(xiàn)一個社會公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密切關注與思考。因此，“五四”女作家在早期的作品中明顯地把女性形象置于民族危機和傳統(tǒng)道德的廣闊背景下加以審視，把目光投向了社會的焦點，即反對封建的“三綱五常”和一切泯滅人性的倫理制度，反對民族壓迫和軍閥割據(jù)等等。“五四”女性文學的發(fā)展從表現(xiàn)“女性基本人權(quán)的喪失，到爭取男女同權(quán)，更進而與男子一道，為現(xiàn)代國家的國民所應具備的各項權(quán)利而奮斗”冰心曾在《斯人獨憔悴》中揭示與鞭斥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她的《一個軍官的筆記》則表達了對軍閥連年混戰(zhàn)的厭惡；廬隱的散文《月下的回憶》曾被茅盾稱贊為是她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記錄了她與同窗好友赴日參觀時的所見所聞，充滿了憂國憂民的愛國激情；還有石評梅的《匹馬嘶風錄》等，這些反戰(zhàn)小說對亂世中的底層百姓與士兵表現(xiàn)出深切的同情。蘇雪林的《棘心》則反映了復雜動蕩的時代背景。由此可見，“五四”女性作家們在表現(xiàn)女性覺醒的時候，與古代文學中的女性作家不一樣，她們并沒有顯現(xiàn)出“小家碧玉”式的自哀自憐，而是積極地關注廣袤的社會天地，表現(xiàn)了強烈的民族家國意識和歷史使命感。

綜上所述，“五四”女性作家以女性主體意識的獨特視角，努力而又艱難地抒寫著中國女性爭取自由解放，實現(xiàn)人的價值的強烈愿望，其多姿多彩的文學創(chuàng)作極大地豐富與發(fā)展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為中國女性文學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歷史紀元的深遠意義。

本文作者：徐漢暉 單位：貴州省凱里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