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于乾隆御制詩作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對乾隆研究的深入，對其御制詩作的重視程度也日益增強，具體的研究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文獻學的角度對其詩作進行整理出版。這些著作或將其詩作糾集成冊，或以某一特定專題對其御制詩做專門性的輯錄、出版，或對詩歌總集進行刊誤、版本考察。如《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⑥將乾隆所有的詩文進行輯錄，以便查找與研究。選本則有孫丕任、卜維義的《乾隆詩選》⑦，吳景仁的《乾隆薊州詩集》⑧和石光明、董光和等的《乾隆御制文物鑒賞詩》⑨、《乾隆皇帝詠西苑北海御制詩》⑩等。《乾隆詩選》共選錄乾隆御制詩190首，按照寫作年代加以編排，并對所選詩作進行了簡要的注釋和題解，一些字詞和典故也作了詳細的箋注，有助于讀者了解其詩作的概貌；《乾隆御制文物鑒賞詩》將乾隆存世的詠頌古器物詩作選錄成冊，全書分為《詠繪畫》、《詠玉器》、《詠陶瓷》、《詠漆器》、《詠硯》五大類，為讀者提供了可資研究和鑒賞的資料；《乾隆皇帝詠西苑北海御制詩》則是從光緒五年（1879）清廷刻印的《高宗純皇帝御制詩集》中摘錄詠西苑北海詩文639題701首，加上高宗御制《白塔山總記》、《塔山四面記》以及《永安寺古井記》、《御制玉甕歌》一并結集成冊，并附以建筑及景物現狀照片近百幅，便于作者直觀的了解乾隆詠物詩。這一類的論文如《清乾隆皇帝御制南海子詩文輯錄》、《清•乾隆皇帝詠香山靜宜園御制詩》等。對于乾隆詩作版本進行考察的成果主要是一些論文，晏愛紅的《乾隆〈樂善堂全集〉版本改定考》對《樂善堂全集》的版本進行了考察。此外還有單嘉玖的《〈御制樂善堂記〉冊頁及其修復》、李人俞的《〈高宗御制詩集〉注釋中的一處錯誤》等。這一類論文很少，都是從細微處入手，或對乾隆詩選的某一版本進行源流考訂，或對其詩選的注釋進行考察。從文獻學角度來看，這一部分研究成果對于乾隆詩作的整理與考訂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第二，從文藝學的角度對乾隆詩作進行評價或研究。這一類別還未出現專門性的著作，只是在學者撰寫的清高宗的傳記中附帶提及。具有代表性的如錢宗范的《乾隆》，其中第九部分以若干具體詩作為例，較為深入地剖析了清高宗御制詩的藝術水平和歷史價值。在思想內容上，他認為：“乾隆的多數詩歌，是緊緊結合了他的政治活動而寫的，不僅通俗易懂，而且具有現實主義的色彩。”周遠廉的《帝大傳》中第十三章第一節也簡要論及了乾隆詩作，他認為：“總的來看，乾隆帝之詩，很多是紀實之作，包含了相當豐富的內容和深刻的政治含義，或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見，或為爭取漢族名流學者，或臧否人物評論史事，從政治、歷史的角度看，還是頗有價值的。”孫文良、張杰、鄭川水所著《乾隆帝》第八章第一節中說：“乾隆留下的詩，技巧雖不足稱道，內容卻很珍貴”，“簡言之，乾隆的詩是他一生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的實錄，在他執政期間清帝國所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可以從詩中看到”，“水災之重，人民苦難之深付筆端，使人們對‘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補正史之不足。”郭成康在《乾隆正傳》一書中也稱論乾隆詩作“不暇錘煉，以整體上來看，被后人評為‘格調不高，佳作不多’”，“從文學藝術的角度審視，這些近于苛刻的評論也許并不錯，但乾隆數以萬計的詩章中也時見清新自然的篇什。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皇帝獻給孝賢皇后的上百首詩，堪稱最見真情的上乘佳作。”更重要的是，“乾隆詩的價值在它的紀實性，古人有言‘詩以證史’，數以萬計的‘御制詩’彌補了《清高宗實錄》的不足，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可以說是18世紀中國的一部詩史。”由此可見，乾隆詩作雖已引起學者的注意，但相對文學性而言，它的歷史價值受到的關注更多，大家對其詩作的評價大多集中在史學意義的闡述上。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并不多，現有的論文或探討其詩作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等，或通過詩歌來探討乾隆某一時期或者某一方面的心態。典型的如戴逸的《我國最多產的一位詩人———乾隆帝》，該文第一次全面論述了清高宗御制詩的得與失，歸納其詩風為：“不拘格律，不事雕琢”、“不主張立異，不使用綺詞麗句”，“他的詩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學氣味，絕沒有兒女情、脂粉氣”。作者在深入解析、研究御制詩基礎上，從歷史的視角發掘出了各類御制詩的價值，并且認為“乾隆的詩，歷史的價值大大超過了藝術價值。”。劉慶宇的《試論乾隆少年時代的佛教觀—————以〈樂善堂全集〉為中心》從《樂善堂全集》詩文的解讀中對乾隆少年時代的佛教觀進行了分析。而傅東光的《御筆〈林下戲題卷〉與乾隆晚年的“林下人”心境》則從乾隆御筆《林下戲題卷》入手，籍乾隆不同時期所作的6首《林下》詩，探索其晚年歸政過程中內心世界不斷變遷的發展軌跡。錢宗范的《乾隆詩歌探析》，史禮心的《“十全老人”“十全”詩———清高宗乾隆的詩歌創作》、曹東方的《乾隆詩簡論》等都從內容與藝術特色兩個方面對乾隆詩作進行了分析；孫繼心的《從避暑山莊的三塊詩匾看乾隆皇帝的晚年心緒》、段鐘嶸的《從山莊詩文看乾隆對儒道佛的態度》、江瀅河的《乾隆御制詩中的西畫觀》等都通過對其詩作的分析探討乾隆的心態。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對于乾隆詩作進行簡單賞析的文章，如劉寶琴的《乾隆避暑山莊詩注釋》、恩淑玲的《乾隆皇帝詠五臺詩注釋》等，承德師專避暑山莊詩選注小組也進行了一系列的乾隆詩作的選注。近年來，還有一些碩士、博士論文對乾隆詩作進行了專題的研究，如崔巖青的《清高宗御制紀事詠史詩研究》從史學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紀事詠史詩的史學價值、史學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清高宗的歷史觀、史學意識與成就。劉冬的《清高宗御制水利詩與乾隆治水》從乾隆御制的水利詩入手，對乾隆年間的水害，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水措施進行了考察。章采烈《論乾隆御制〈四庫全書〉詩的史料價值》對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嘉慶二年（1797）期間所寫的107首關于《四庫全書》編纂的詩歌進行了分類，認為詩作客觀而真實地記載了《四庫全書》纂修的全過程，是其他史料的補充。可以說，這些論文皆傾向于將乾隆詩作與史實相結合來進行考察，論文的側重點在史，而不是詩。

第三，從文化學的角度對于乾隆詩作進行考察。如郭黛??摹肚?∮?吩裁髟啊吠ü??〉氖?剩?岷顯裁髟八?菇ǖ氖堤澹??雋嗽傲痔氐悖?約霸裁髟胺⒄埂⒈浠?滌傻齲?饈粲誚ㄖ?幕?矯嫻奶教幀２陶虺?⑹┱著艫摹肚?』實鄄枋?脛泄?櫛幕?吩蚴譴印隊?剖??分惺章嫉慕?00首茶詩說起，縱論博大精深的中國茶文化,認為其茶詩開拓了中國茶詩與茶學研究的文化視野,這些詩作亦是詩文化與茶文化結合的產物,是中國文人飲茶之習的生活情趣和審美理想的詩化,是中國茶文化美學的藝術結晶與重要載體。諸如此類的文章還有鞏志的《清朝乾隆皇帝詩贊建茶》、童光俠的《乾隆皇帝的陶瓷詩》、楊平的《乾隆御制詩文與圓明園植物特色》等。然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僅僅限于文化層面上的考慮，與其詩學思想的探討也并沒有關系。

二、對于乾隆御選書籍的研究

乾隆曾親自為一些書籍撰寫序言，表達對文學的觀點，如《御選唐宋文醇序》、《新刻稽古齋文集序》等等。學者們對于這一方面的研究如下：第一，大部分成果集中于《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等文獻的研究。如郭伯恭的《四庫全書纂修考》???中第一章探求纂修四庫全書的目的，其中就乾隆的編書動機做了一番分析，“高宗詔訪遺書，編纂《四庫》，其政治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寓禁于征也。”作者從政治角度對乾隆的編書目的進行考察；而陳曉華的《〈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也有涉及乾隆的內容，如第四章《學術與政治之間》中將乾隆朝的政治與當時的學術相聯系，對當時一系列的文學現象進行了解讀，但對乾隆的文學思想卻沒有過多的闡述；再如司馬朝軍的《〈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其中第四章《清高宗與〈四庫全書〉》中，引用了大量乾隆帝頒布的詔令來論證其編纂思想，“《總目》的綱目出自欽定，帝王著作編列出自欽定，體例出自欽定，去取出自欽定，存目根據欽定”，行文中大量引用了乾隆帝的詔令，但作者著力于編纂過程，沒有過多論及乾隆的文學思想。研究論文也大多著力于分析乾隆與《四庫全書》編纂之間存在的政治因素，如張小芹的《〈四庫全書〉乾隆諭旨中的“不收、改、刪、銷毀”等問題評議》，作者從乾隆在《四庫全書》編修過程中下達的二十五道諭旨入手，將它們分為“不收”書籍的諭旨、關于改與刪書籍的諭旨、關于銷毀書籍的諭旨，從而對于乾隆在編纂過程中所體現的政治傾向做出梳理；此外如黨為的《清高宗四庫全書諭旨內史學與正統觀研究》、張明海《談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及其時代特征》等亦從這一角度進行闡述。王作華的碩士論文《乾隆皇帝與〈四庫全書〉的纂修》中第四章論述了乾隆學術思想以及滿清皇族思想對《四庫全書》的影響。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對于《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目》等的考察，通過對編纂過程以及刪訂標準的考察來解讀乾隆的編書思想。第二，對其他御選書籍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對于《四庫全書》的系列研究來說要分散得多，但其中也不乏對其文學思想進行探討的文章。典型的如莫礪鋒的《論〈唐宋詩醇〉的編選宗旨與詩學思想》???，作者認為《唐宋詩醇》的編選體現了乾隆的編選宗旨———尊唐與尊杜，詩集特別強調詩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對涉及民族斗爭的內容相當敏感。

文中還就選本中所體現的詩學思想進行了探討，認為除尊杜以外，還體現了為韓愈詩歌平反的精神，“可以說，《唐宋詩醇》的上述評語是歷史上首次理直氣壯地為韓詩張目的言論，它不但較準確地說出了韓詩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與雅、頌相承的高度來予以肯定。”胡光波的《從〈唐宋詩醇〉看乾隆的唐詩觀》中認為“作為統治者，乾隆不象一般文人只是把選評唐詩作為寄寓個人情趣的方式，他精心選評唐宋六家詩作，試圖展現兩代詩歌正變源流的總貌，為后學指出一條恪守風雅原則的正途。”文中認為“乾隆論詩，主張言志，強調有感而發，不苛意于字句的夸飾：‘志言要歸正，麗句卻須刪’，‘觸興便拈吟，綺麗非所羨’、‘予向來吟詠，不為風云月露之辭，沒有關政典之大者，必有詩記事，即游藝拈毫，亦必于小見大，訂訛析義，方之杜陵詩史，意有取焉。’他恪守傳統的‘詩教’‘：昔圣人示學詩之益，而舉要惟事父事君，豈不以詩本性情，道嚴倫紀？’”在此基礎上得出結論，“乾隆認為，詩律的繁瑣導致詩體的卑陋，詩體的卑陋是由于詩缺乏真情。他把真情的充溢作為評詩的依據，而把創作的退化歸于詩律的苛刻與情感的偽飾。”“作為執政者，乾隆雖重言志抒情，但不欣賞吟風弄月的游戲工作，而強調詩歌對現實的關注，特別注意把詩人堅貞的品質與其詩歌對現實的批判結合，堅持知人論世與詩品人品合一的原則。他對四大家諷刺當朝時事，揭露政治弊端的詩作重視，表達了當政者熱望詩歌發揮社會功能的心愿。”在這篇論文中第一次相對系統地論述了乾隆的詩學思想。郭康松、李彩霞的《從欽定本〈清詩別裁集〉看乾隆的文化心態》中則認為欽定本作品的取舍完全是以是否有利于加強清朝思想統治，是否有利于消除清朝早期高壓政策所造成的惡劣影響，是否有利于維護皇室尊嚴及地位為標準而進行的，反映了乾隆利用文化手段維護滿族貴族君主專制政權的強硬態度。可以看出，學者們已經開始關注御選書籍中所體現的帝王的文學思想，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對選集進行了解讀，但研究的目光仍集中于幾部固定的文集，缺乏對其進行系統的觀照。

三、對乾隆年間文化政策的研究

相對前兩部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著作方面典型的如李明軍的《文統與政統之間：康雍乾時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學精神》，作者將風雅詩學的復興與變異作為貫穿始終的線索，以文統、道統與政統的雙向互動，詩教和政教的微妙關系，來概括清代前中期文學的發展。書中第四章對乾隆時期的文化政策給予當時文人的影響進行了解讀，作者認為乾隆朝頻繁興起的文字獄一方面出于其對漢族文人的猜忌，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然正因其（乾隆帝）對漢族文化之精通，使其產生文化上的自卑，感到保存自有文化之必要”，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一系列的編書、禁書行為。“雖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化政策有所變化，但以儒理治世來進行文化整合則是一以貫之。除了直接干預文學創作外，文化政策還通過對文人生存境遇的影響而影響文學。”作者充分注意到了政治與文學之關系，認為乾隆所頒布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是以直接導向或間接促進的形式來影響清代文壇。臺灣學者葉高樹的《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從“征服政權”與“中原政權”二重特征的角度，分別就統治意識、翻譯漢籍、官修史書、思想控制、編訂群書以及國語騎射等六大主題，探析了天聰到乾隆年間的文化政策，并闡釋其如何凝聚出既有滿洲特色又融合了中國傳統的集體價值觀，及這種價值觀對維持帝國體系和諧穩定的重要性，推進了清代文藝政策的研究。王紅的《明清文化體制與文學關系研究》在這一方面也頗有建樹，其中第四章《文化政策與文學評價》，就從文化政策與文學發展、欽定選本與文學發展、文學評價與文學獎勵這三個方面對明清時期的文化政策與文學發展之關系進行了研究分析。他認為御選詩集與詩歌發展體現的是“博收約取，不失性情”的特點，而在欽定古文與文章發展之中，則體現了乾隆帝“清真雅正、理法兼備”的文學思想。林存陽的《三禮館•清代學術與政治活動的鏈條》中以乾隆初葉為重點考察時段，探究《三禮》學演進問題。書中涉及了大量乾隆的文化政策，將三禮館置諸清代社會由亂而治而盛的廣闊歷史背景之中，緊緊圍繞清中期學術思潮與政治文化取向互動所形成的影響，對清代學術發展的整體過程予以把握。

其次，對于禁毀政策的研究。禁毀政策的實施是乾隆對世人思想進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對這方面研究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以及對小說戲曲的禁毀方面。在對小說戲曲的禁毀方面，典型的論述有石昌渝的《清代小說禁毀述略》，他認為清代禁毀小說呈現出了常態化與法制化的特點，作者按時序記敘有清200多年禁毀小說的重要政策舉措及其對小說發展的影響，以呈現清代小說生態環境的一個重要方面。趙維國的《論清代小說、戲曲的文化管理體制及禁毀形態》認為“清代執政者對于戲曲沒有采取一律查禁的做法,而是根據戲曲表演的藝術形態制定了一套規范的文化管理措施，大力扶持忠孝節義作品的表演，嚴格查禁有悖于封建政治、道德利益的曲目。“”戲曲小說的管理體制是封建社會政治文化體制的一部分，從政策法令的制定到法令的具體實施。構成了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這一法律體系以官方的哲學思想體系作為其理論基礎，維護封建王權，對于背離封建政權利益的道德文化等堅決打擊,始終為封建王權服務。”王平的《清代小說的禁毀與傳播》、趙維國《論乾嘉之際小說禁毀的文化管理政策》、胡海義和程國賦的《論乾隆朝小說禁毀的種族主義傾向》等，都對康雍乾時期的禁毀政策進行了研究。除了直接對詔令、上諭等文化政策研究外，大部分學者的目光關注于乾隆年間的文字獄。但這方面的著作大多屬于資料匯編性質，如上海書店出版的《清代文字獄檔》，此書采用紀事本末分案編纂，雖名為《清代文字獄檔》，但實際大部分內容屬于乾隆朝，每一案中材料的順序都以年月為次，內容上包括了上諭、奏折、咨文等，全書共分為八輯，是研究清代文字獄、以及乾隆朝文化政策必不可少的資料。論文則有霍存福的《從文字獄看弘歷的思想統治觀念》與《弘歷的意識與乾隆朝文字獄》等，但這些論文都是從政治的角度對文字獄進行解讀，重點在于分析乾隆帝在權術上的思想，而在論證文字獄與清朝文學發展的關系上并沒有充分展開。

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研究空間

綜上所述，當代學者對乾隆文學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詩作的解讀上，而在其文化政策的闡釋、御選書籍的研究上仍顯不足。現存研究中的問題及可拓展的空間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在研究乾隆詩作時比較重視其史料價值，忽視對其詩作進行文藝批評分析，且對乾隆詩作的真偽辨別還少有人涉及。如上文提及的《乾隆詩歌探析》、《“十全老人”“十全”詩———清高宗乾隆的詩歌創作》、《乾隆詩簡論》、《論乾隆皇帝的詩歌》等都從內容與藝術特色兩個方面對乾隆詩作進行了分析，但對其詩學思想考察較少。而對于乾隆茶詩、陶瓷詩作相關解析的文章，其目的也是借以探討詩作背后的社會文化狀況。至于王偉康的《〈揚州畫舫錄〉中的乾隆詩述論》、喬治忠、崔巖的《韻文述史審視百代—————論清高宗的詠史〈全韻詩〉》、劉慶宇的《試論乾隆少年時代的佛教觀—————以<樂善堂全集>為中心》等文章雖就乾隆某一時期、或某一方面的創作心態或文學思想進行了分析，但缺乏對其詩學思想的整體觀照。

第二，對乾隆朝御選書籍的研究，其研究對象比較集中，研究成果相對有限。如對《四庫全書》的研究成果，雖都對政治與學術的關系進行了關注，對乾隆的編纂目的亦有一定程度的解讀，但顯然側重其政治目的的闡釋。如《四庫全書纂修考》、《〈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等皆從政治需求的角度對編纂目的進行考察。誠然，政治目的是其編書的主要動因，但從去取標準中所體現的文學取向，也是學界所忽略的。如前文所述，現有成果集中于《御選唐宋詩醇》、《欽定本清詩別裁集》等的研究，還有一大批御選書籍，如《御選宋元明金四朝詩》、《御選唐宋文醇》等都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第三，關于乾隆年間所頒布的文化政策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政治層面的解讀上，缺乏對政策中文學思想的挖掘。如在乾隆所頒布的大量詔令中，或直接對文壇進行干涉，或表達自己的文學觀念，這些顯然還未引起學者們足夠的注意，如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上諭中言：“朕思學者修辭立誠，言期有物，必理為布帛菽粟之理，文為布帛菽粟之文。而后可行世垂久。若夫雕文逞辭，以炫一時之耳目，譬猶摶土揭木，涂飾丹鉛，以為器物。外雖可觀，不移時而剝落，曷足貴耶。”言語中表現了乾隆言必有物的文學觀。在《清實錄》中還存在有大量這樣的上諭，一直沒有得到學者的重視。

第四，現有成果集中在以上三個方面，但對于乾隆文學思想的考察并不僅僅局限于此。如對于乾隆與其他文人的交往的研究，現今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論文中，但是如鄭志良的《恩怨榮辱皆系于詩———沈德潛與乾隆皇帝》與烏蘭其木格的《清乾隆朝漢族名臣———于敏中述評》等都對乾隆與文臣的交往史實進行了整理，卻未能從中窺探出乾隆的文學思想。此外與乾隆有過千絲萬縷聯系的文人學士還有張廷玉、劉綸、方苞等人，在與這些人唱和的詩作中，也能體現出乾隆的文學思想。可是學界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對較少，這也是我們以后研究中的一個重點。

本文作者：李靚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