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詩人筆下，登臨之作以思鄉念歸結尾，幾乎成為一種固定的寫作范式。還有些詩人在仕宦在外或游歷途中遇到類似于家鄉的景觀，不禁感而傷懷。如王禹?在任商州（今陜西商縣）團練副使時，曾作《村行》一詩：“馬穿山徑菊初黃，信馬悠悠“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棠梨《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香。何事吟余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眼前的山村景象令詩人聯想起了故鄉濟州鉅“（今山東巨“），所以忽然心生惆悵。雖然景色相似，但詩人對于故鄉的感情卻絕非其他地域可比，鄉思鄉情具有一種唯一性、排他性。劉季孫《三月十三日過西湖》：“春風湖上過，數頃卷琉璃。斷岸獨無語，扁舟誰可期鑰水云僧有約，鳧鷺莫相疑。一一吾鄉似，傷心渡此時。”寫眼前西湖的美景令詩人想起故鄉，不由得黯然神傷。

那么，詩人們何以想到故鄉就如此傷懷呢鑰海德格爾曾在《人，詩意地安居》一書中引述荷爾德林《漫游》（一八零二）一詩后提到：“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接近極樂）。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這種對本源的接近，絕非其他。”因為想念故鄉而不得歸，加之在外為官漂泊的種種難言滋味涌上心頭，故鄉便成了詩人們心靈上最親近的地域，成為其感情上的寄托。故海德格爾認為“詩人的天職是還鄉”。敏感的詩人將思鄉的百般滋味用情致悠長的詩歌傳達出來，雖然思念的具體地域不同，但因為這種情懷是相通的，所以極易引起讀者的共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都有那樣一個生命的本源，也都有一份積淀在內心深處的對故鄉的懷戀情感。

在宋代詩歌中，雁、橘、莼菜等動植物成為詩人借以表達思鄉之情的典型意象。“久作他鄉客，深慚薄宦非。不知云上雁，何得每年歸。夜靜聲彌怨，天空影更微。往年離別淚，今夕重沾衣。”（徐鉉《聞雁寄故人》）大雁為候鳥，至秋而南翔，年復一年無有更易，而人卻思歸不得，令人感傷。雁在鄉間是常見的一種鳥類，故看到雁就很容易聯想到家鄉。戴表元《雁南飛》：“雁南飛，勸爾飛時莫近征婦舍，手觸邊衣添淚下。更莫飛近貧士屋，弦絕樽空怨凄獨。雁南飛，飛且止，世事驚人例如此。我昔扁舟五湖水，年年見爾秋風裹。如今未斷少年情，一度雁來心一驚。今年雁來明年去，明年去去江南路。欲將書寄去邊人，明年認作書回處。”“鴻雁傳書”這種傳說中的古老通信方式，在古代文學中卻成為一種具有意味的象征形式，“雁”則成為連接故鄉與游子的媒介，成為思鄉念歸的代表意象。

徐鉉是廣陵（今江蘇揚州）人，先仕南唐，累官至吏部尚書，入宋后為太子率更令，后因事被貶靜難行軍司馬。他寫過不少懷念故鄉揚州的詩歌：“莫怪臨風惆悵久，十年春色憶維揚。”（《贈維揚故人》）橘為南方作物，揚州所種亦多，故詩人以“橘”意象作為鄉情的代表：“游人鄉思應如橘，相望須含兩地情。”（《登甘露寺北望》）“鱸魚莼菜”的典故也常被詩人用來表達思鄉之情：“山資足后拋名路，莼菜秋來憶故鄉”（《送魏舍人仲甫為蘄州判官》）曰“喬木人誰在，鱸魚我未還。歸心寄秋水，東去日潺潺。”（《送凈道人》）莼菜是江南特有的一種水生蔬菜，鱸魚是生活在近海的一種魚。從晉代張翰開始，“莼鱸之思”就成為鄉情鄉思的代表，鱸魚、莼菜等意象也超越了其特定的地域而具有了普遍性的“故鄉”內涵，即使并非吳地人也可借用它們來表達思鄉之情。

回歸精神家園

“對于中國人來講，他們讓心靈站在一個超越性的制高點上去整合物象世界，目的不是脫離大地去復樂園，而是充滿思鄉之情地去回望那大地上的故鄉。”宋代田園詩正是暗寓著這樣一種潛意識當中的還鄉情緒。因為在自然這個永恒的家園里，生命的美好與莊嚴，自然界的平和與靜穆，使詩人在審美靜觀中不禁產生了一種類似于宗教的情感和意緒，所以能夠暫時拋卻塵世俗務，而將自我生命融合消泯在對自然的皈依之中。因而，宋代詩人們對鄉思鄉情的吟唱，還寓托著它們對于回歸精神家園的渴望。宋代田園詩人不僅對于生養自己的故土懷有深深的眷戀，同時，他們在塵世生活之中往往將田園作為清凈、詩意的棲居地，“歸園田居”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他們對于回歸精神家園的強烈渴望。

離家仕宦的文人士大夫們一再在詩歌中表達“倦飛”、“思歸”之意：“田園蕪矣好東歸，今昨從渠較是非。荷子遠來無所問，江湖雅志莫相違”（李曾伯《和王潛齋韻送聞人松庵》）曰“丘壑何如歸去好，江湖終非老來宜”（李曾伯《送清湘蔣韻》）曰“竹邊聞鶴思高舉，松下觀禽絕倦飛”（李曾伯《和傅山父小園十詠》）。又有戴復古《淮上回九江》：“江水接淮水，扁舟去復回。客程官路柳，心事故園梅。活計魚千里，空言水一杯。石屏有茅屋，朝夕望歸來。”詩人心念故園，而石屏茅舍的魅力不僅僅在于空間上遠離塵囂，更在于居住此地的詩人能夠獲得一種精神上的自由清凈。

然而，對于業已步入科舉仕途的士人們而言，歸居田園通常只能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向往而存在，現實情況是他們通常到了晚年才得以隱退安閑下來：“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廬。”（蘇軾《傅、俞濟源草堂》）但是作為一種難解的情結，“歸隱”、“歸耕”等仍在詩歌中反復出現，如周密《倦游》：“眼底茂林修竹，夢中流水桃花。難莫難兮行路，悲莫悲兮無家。淡薄功名雞肋，間關世路羊腸。且攜烏有是叟，同入無何有鄉。甫里田十萬步，成都桑八百株。從教卿用卿法，不妨吾愛吾廬。”在歷經仕途艱難之后，詩人不禁漸生淡薄名利之心，渴望回歸美麗的鄉“田園安頓余生。可以說，身在仕途而心念田園，幾乎成為宋代士大夫共有的一個難解的情結。

蘇軾曾在詩文中反復詠嘆歸去，可是他終身未得真正歸隱。從通判杭州，到知密州、徐州、湖州，再到黃州及惠州、儋州，蘇軾在詞作中頻頻提到了“歸”、“歸去”，或表達了類似停止漂泊的歸隱思想，如：“蒼顏華發，故山歸計何時決”（《醉落魄窯蘇州閶門留別》）曰“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眉，長羨歸飛鶴”（《醉落魄窯席上呈楊元素》）曰“此生飄蕩何時歇鑰家在西南，長作東南別”（《醉落魄窯離京口作》）等等。然而，隨著隱逸文化精神化傾向的增強，隱居已非必往日的遁跡山林，棄絕人世，漁隱和桃隱傳統也日趨消泯，蘇軾的“歸去”情結實質上也只是一種精神上的追求，而并非真的要在形跡上歸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