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基承續了古典自由主義對個人主義的相關闡釋,堅稱“個人的最佳發展、自我的最充分實現”具有最高價值,它理應成為而且必須成為“檢驗社會信念與社會思想的最高衡量標準”,也是衡量社會制度優劣和社會變革成功與否的根據。具體而言,在拉斯基看來,個人主義是自由主義本體論的內核和基石;政治中最基本的事實,就是人類意志的殊異性,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來自其特殊經驗的意志;假使權力所遭遇的只是服從,那它遲早就會認為自己是正確不謬的,到那時,不論它宣稱的意志怎樣,權力所追求的福利就只會是自身的福利,不會是受影響者的福利;個人是否服從國家的權威和法律,完全依據于國家的權威和法律對他的經驗所發生的效果,決定于個人遵循自己的道德信條和良知判斷國家的權威和法律能否服務于、有利于個人的自我發展。

雖然拉斯基秉承了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核心理念———個人自治(PersonalAutonomy)與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但是他對古典自由主義“原子式”(atomistic)個人主義傾向持否定態度,他認為“說脫離社會的個人能在社會環境之外享有自由,是毫無意義的”[3]38,其實,自由權“必須在種種利害相反相成的漩渦中,由近乎奇跡的方法所達成的合理調整中來實現。也就是說,我們自由,并非為自己,而是為使我們獲得生活意義的社會”。拉斯基斷言,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是相互依存的,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終將難以獲得真正自由。其實,自由并不必然與束縛相對立,相反,沒有一定程度的束縛就沒有個人的真正自由,個人若脫離了社會就會失去自我。真正的自由應該不與公共利益相悖、不與社會發展逆向而行,個人的自我實現與發展有賴于社會的進步。將自由解釋為個人不受壓迫、限制和阻礙,只是說到了自由的純消極條件。免于壓迫、限制和阻礙固然是實現自由的重要條件,但這絕不意味著對自由沒有任何壓迫、限制和阻礙,完全不受壓迫、限制和阻礙的自由不過是一種消極自由,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自由作用的發揮。拉斯基反復重申,人只有參與到社會中,履行社會和國家給予他的功能時才具有價值和意義;也就是說,人類的福祉不僅在于個體的自由福祉,更在于全面、平等地享受人類創造的各種物質和精神財富。

通過改造古典自由主義“原子式”個人主義觀,拉斯基提出了新個人主義觀,強調個人的社會性,承認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并力圖把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統一起來,力倡自由必須為社會全體成員平等地分享,主張在保持個人自由的前提下實現廣泛的社會經濟平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這種新個人主義觀不僅為拉斯基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奠定了主體論基礎,而且代表了“大災難時期”的進步主義精神。盡管拉斯基的新個人主義依然被認為是個人主義的一種理論模式,但是,這種新個人主義已經修正了古典自由主義“原子式”個人主義的某些偏執之處,從而使“密爾逆轉”①以來的自由主義繼續向縱深發展。①所謂密爾逆轉,指的是英國在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那里奠定的政治-經濟自由主義的完整理論,喪失了它對17世紀中后期以來英國社會政治思想的支配性影響,由密爾出來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進行妥協,從而讓渡出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地盤。

新自由觀

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由自由競爭階段走向壟斷階段,尤其是歷史跨入20世紀以來,壟斷資本主義的強化、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爆發,以自由放任為主要特征的自由主義思潮未能繼續保持強盛勢頭,“似乎到處都處于退卻的態勢”[4],日趨失去昔日的輝煌與影響。拉斯基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變化并迅速作出了回應,成為特殊歷史時期力求擺脫自由主義危機與困境的最著名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拉斯基新自由主義政治思想作為對古典自由主義危機的一種回應,具有自身獨特的意蘊與特質,他承續古典自由主義核心價值,秉承“密爾逆轉”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基本內涵,對自由予以獨特闡釋。他認為:“所謂自由權,就是在現代文明中,保障個人幸福所必需的那些社會條件的存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意思。”[3]33但是僅“將自由權解釋為沒有約束,……只說到它的純消極的條件”[3]33,并不等于自由本身。自由還包含有更積極的意義,即個人在積極主動地發揮自己的能力與實現自己價值的同時,也應為他人、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換言之,“自由的實質在于我所謂的不斷創新的感覺,在于確信我們每個人,那怕卷入一個超越我們的私人目標之上的社會目標,也仍然能夠為它做出獨特貢獻。簡言之,自由是知道我們每個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知道社會上有著使我們能夠做出自己的選擇、拿自己做實驗的余地”。

基于對積極自由的闡釋,拉基斯進而認為,國家并不必然是一種禍害,國家干預經濟社會生活的目的是為了增進社會和個人的自由;國家干預是實現經濟和社會正義的重要手段。不同于古典自由主義,拉斯基新自由觀更在意“每個人”都享有同樣的自由,強調自由和平等“非唯不相反對,而且相助相成”[3]35,倡言每個人都應獲得“平等的關懷與尊重”。當然,作為自由主義者,拉斯基依然固守著古典自由主義“權力應受約束與限制”的傳統,認為,權力具有嚴重的腐蝕性,不加制約與監督的權力始終是自由的敵人,“在任何國家里,一部分人假使握有無限制的權力,那末受他們統治的人決不會是自由的。因為歷史研究的一個確實的結果所昭示我們的教訓是: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毒害握有這種權力的人。他們總想將他們自己的道德規范強加在他人的身上,后來便自認為社會得全靠他們繼續當權。自由權始終要求限制政治的權力;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使一國的統治者可在必要時被召受質詢”。

總之,拆除自由發展的障礙,保證自由發展的條件,是拉斯基新自由觀的終極關懷:尊崇個人權利,肯定社會公共利益,強調個人與社會的“相輔相成”;尊重消極自由,認為個人應為他人和社會作出應有的貢獻;力主“把自由納入平等”,倡言每個人都應獲得“平等的關懷與尊重”;反對“消極國家”和“警察國家”,主張發揮國家的積極作用,構建“積極國家”和“社會服務國家”。拉斯基上述主張乃是對古典自由主義的重大修正,反映了當時西方自由主義向經濟社會領域拓展的趨向,這不僅符合當時的時代潮流,也切中西方社會經濟狀況嚴重不平等的現實,代表了當時西方思想世界對社會公正的一種追尋,推動著新自由主義向縱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