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以靈魂的等級差異理解人群分化的必然性，并且按照這種天然的必然性來構建理想國的統治秩序。正義就是自然秩序規定的各得其所，各司其職。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也是從所謂天生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出發的，在那里作為奴隸的人只是所有物，一種會說話的工具而已。并不從事工具性勞動的男性公民成了民主政治的主角，奴隸勞動使他們從物質生產領域中解脫出來過上了“政治的生活”，追求“高尚和正義”。每一個具體的人都依據其本性在等級秩序的系列中占據著相應的位置，正義和善就是確保這種立足于等級劃分的“自然”秩序，以達到內在靈魂和外在社會關系的和諧。

將經驗現象抽象為超驗原則，要求經驗的實踐符合這種超驗原則和絕對理念成為西方前現代政治哲學的基本邏輯。漢娜?阿倫特看到了西方政治哲學傳統這一開端，并揭示了這一開端的基本性質。她說：“哲學家先是在政治面前轉身離去，隨后，他們又轉身回來，把他們自己的價值標準強加于人間事務，這便是政治哲學傳統的開端。”即便在蘇格拉底的貌似民主的辯證對話中，結論也不是商談得出的共識，而是先在的真理。助產士并不產生嬰兒，只是讓已經存在的嬰兒誕生出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哲學家認為，哲學沉思優先于政治實踐，它事關理念，而不是多元的利益和意見。

這種立足于抽象本體論的思想邏輯，確定先在和外在“存在”對現象界的統治，已經為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礎。也就是說，中世紀的神學政治在原則上與古希臘政治哲學是一脈相承的。從巴門尼德的存在，到柏拉圖的理念再到基督教的上帝，之間有跳躍但沒有根本的障礙。狄德羅就指出過：“將近三千年前，雅典的哲學家就已經把我們叫做‘圣言’的叫做‘道’了。”關于希臘哲學與基督教的關系，海德格爾追溯到更早的赫拉克利特。他說：“赫拉克利特論邏各斯的學說起了新約全書約翰福音第一章索倫的邏各斯的前驅作用。邏各斯就是耶穌基督。……‘隨著真理以耶穌神人的形態現實顯現出來，希臘思想家關于邏各斯支配一切在者的哲學認識就被確認了。此一證實與確定就指明了希臘哲學的經典性。’”

上帝作為絕對存在，作為本源創造了世界萬物和人類。他將像牧羊人一樣照管這個由他創造的世界。塵世統治的君權是神授的，塵世生活的意義指向超驗的上帝之城。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說，我們自己、上帝自己的城，是獻給上帝最神奇、最好的貢品。“我們看到一位致高的上帝按照他的恩典統治著一座服從的城，所以她不能祭祀別神，只能祭祀上帝。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在屬于這座城并且服從上帝的所有人那里，靈魂統治著身體，理性在合法的秩序中忠實地統治著各種惡德。”上帝就是至善，“上帝是一切事物最聰明的創造主和最公正的規范者。他創造了人類，作為一切屬地事物中最偉大的裝飾，他把某些與今生向適應的善賦予人。”神學政治不過是人格化了的柏拉圖主義，一種超越力量對經驗世界的統治。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肯定說，尼采說得很對，基督教就是人民的柏拉圖主義。上帝就是巴門尼德的“存在”，是柏拉圖的理念。超驗的力量要經過塵世的中介，教會以及世俗政權成為上帝實施其意志的力量。在這樣的政治世界中，服從、忠臣、馴順是基本的要求，而不是自由平等。

根源于經驗的觀念抽象外化為超驗的本體及原則，以絕對真理的形式確立對經驗世界的統治。在這一過程中，作為超驗的存在推動和提升著實在的領域，對于存在的理解由實然引入了應然的邏輯。海德格爾深刻地洞悉了歷史的這一進展，他說：“在是建基于思之中的，在卻被應當提高了。”所以在“對在的限制”中，“應當”畫在“在”的上面。當然，這個“應然”是以超驗的必然名義出現的，生活的應然原則確立在經驗生活的外面，政治經驗的領域指向超驗世界，超驗的本體成為經驗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源泉。社會歷史的發展被看成是超驗原則的展現和向超驗領域的接近，是由“自然”或神意規定的命定過程，而不是實踐中由人創造的生成過程。

在政治上，很多理論家將柏拉圖主義看成是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思想基礎。以柏拉圖主義為思想基礎的西方傳統政治哲學，不論是古希臘的德性政治，還是中世紀的神學政治都是以超越原則的統治為基礎的。因此，對這種超驗德性政治和宗教政治的批判，成為現代政治哲學得以確立的起點。在現代政治哲學中，人及其實踐獲得了基本地位。現代政治原則是以古希臘人本主義精神復興的形式出現的。肯定“人是萬物的尺度”，以世俗的經驗性批判超驗的本體和價值預設，從絕對主義專政統治中解放出來，完成了政治哲學思想的一次根本變革。現代性的本質是一種新的政治哲學確立，其根本原則可稱為經驗存在對超驗抽象的揚棄，真理、正義、公平等等都還原到世俗的立場上。世俗世界被承認為唯一真實的世界。政治就是這個世俗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現象。

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談到近代哲學開端時說，基督教將絕對至上的內容放到了人們心里，這個內容作為神圣的、超感性的東西與現實世界隔絕。“在宗教生活的對立面，矗立著一個外部世界，即自然界，人的心情、欲望和人性的世界，這個世界之所以有價值（在基督教看來），就僅僅在于它是被克服的障礙物。”黑格爾認為，這兩個世界的隔離是中世紀搞出來的。狄德羅曾經有一個十分刻薄的說法，上帝的產生是因極端仇恨人類而想出來懲罰人類的方法，使人們將妄想看得比他們的生命還重要，而對于這個妄想本身卻永遠也看不透。現在看來，人類新的轉向就是從這樣的超驗妄想中解放出來，確立此岸世界的一元論，確立塵世的世俗原則。

按照施特勞斯的闡釋，人類文明的現代轉向在政治哲學的層面由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率先開始了，因為在那里發生了超驗道德原則在政治生活中主導地位的徹底顛覆。施特勞斯說，古典學說把握道德政治現象所依據的是人類的最高德性或完美化，哲學要確立經驗生活的絕對原則，最后卻與經驗的生活相沖突，成為世俗生活的桎梏。馬基雅維利提供了一種新的關于哲學和政治的觀念：“這個新的哲學定位取向的標準，是人們在現實中如何生活，而不是人們應該如何生活。……這個標準的象征，是那個野獸形象的人，而不是那個上帝形象的人：它理解把握人類時所用的，是一種低于人類的視野，而不是一種高于人類的視野。”也就是說，不再從超驗的標準和原則理解政治生活，而是從經驗實際狀況把握政治。馬基雅維利的立場蘊含了現代政治哲學的根本原則，表明的是經驗世界對超驗原則的反叛，要求政治回到現實的、因此也就是世俗的立場上，肯定人的世俗自由和世俗權力。這一過程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中逐漸明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