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啟蒙救亡：文學革命與中國文學的第一次經典危機　

雖然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發生過數次反對儒家經典的思潮，如魏晉和晚明，但最終都未能從根本上顛覆儒家經典的正統地位。真正具有革命性的經典重估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場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民主和科學”為口號的現代化思想啟蒙運動是近代以來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國現代化強國之路時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結果。因此，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便與“救亡圖存”這一主題緊密相連，通過反孔批儒，革新思想文化來改造國民性，以啟蒙來救亡。而作為新文化運動之一部分的文學革命，在“啟蒙救亡”這條主線下，選擇以重估文學經典的方式來革故更新，促進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進而救亡圖存。

此時期文學經典的重估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以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識分子為主體，以“啟蒙現代性”話語，即“立足于社會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養”為目的，以“歷史進化的文學觀”為重估的理論依據來展開。重估從破與立兩方面著手，包括古代文學經典、外國文學經典和新文學經典的重估。

由于將社會政治問題的解決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國落后挨打之因便盡數歸于以“儒者三綱之說”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思想，于是承載這一思想的古代文學經典便成為經典重估的首要對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兩點：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廢除文言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二在文學內容的革新，廢除“非人的文學”，建立“人的文學”。在倡言以白話替文言這點上，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話，使之成為“標準國語”，胡適將中國古代的白話文學作為國語范本。于是，文學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判眼光抨擊用文言所寫的駢文古文律詩古詩，轉而為傳統文學觀念中屬“引車賣漿之徒”的小說、戲曲等白話文學尋求經典化的合法依據，稱其為“可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并力圖為之建構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從文學史的趨勢上承認白話文學為‘正宗’”。通過撰寫白話文學史①、古代小說史②、古代小說考證③、出版古典白話小說叢書④等方式確立了中國白話文學傳統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話小說的經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學”這點上，周作人認為一些由白話所寫的舊小說如《西游記》《水滸》《七俠五義》等在思想內容上宣揚強盜迷信鬼神，只會妨礙人性生長，乃“非人的文學”，不宜作為新文學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進西洋近現代文學來革新思想便成為經典重估的另一項主要工作。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文學是推介重點。被認為體現了“健全的個人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１９１８年６月《新青年》上以專號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積極登載拜倫、雪萊、海涅、歌德等詩人的作品。此外，與中國一樣受損害的弱小民族和國家的文學也受到青睞，想要借此輸入其中的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①。著名的有魯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說集》、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郭沫若翻譯的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等。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除舊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學倡導者們對“文學革命”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也進行了有意識的經典建構，這便是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間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國新文學大系》（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初步確立了文學革命后的新文學經典序列。

反觀這場文學經典重估運動，它在語言、文體、內容上全面顛覆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等級體系，將文學創作從宣揚儒家義理、文字雅馴為正宗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開辟出新文學典范的創作路徑。這條以白話為語言基礎，以小說為經典文類，以訴諸現實為內容的創作路徑不僅在當時增強了中國文學對社會現實生活的表達力，而且為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多樣化的探索路徑，一批現代文學經典得以涌現。

但不可否認，這場以革命意識形態話語為核心的文學經典重估以激進的方式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系統的延續性和完整性，其賴以重估的話語依據———“啟蒙救亡”和“進化論”也偏離了文學自身的建構典律。無論是對中國古代白話文學經典序列的建構，對域外小說的經典化，還是建構新文學經典，都表明在“啟蒙救亡”這一意識形態話語下，“轉型期的中國思想文化的內在變革沖動，也是中國的現代性焦慮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這種“現代性焦慮”在經典重估中表現為全盤否定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價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對立思維，利用進化論為這種傳統到現代的裂變提供“科學”的合法性依據。因此，幾千年傳統之中國古典文學，“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學因時進化，新勝于舊，“兩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這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新與舊、活與死、先進與落后的二元對立，以科學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樹立其權威的重要依據———“時間”②因素的瓦解。同時，這種源于革命意識形態的偏激批判話語最終走向對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謂“不讀中國書”），遮蔽了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審美價值，割斷了中國文學經典傳承的延續性。

二、社會主義革命話語：社會主義文學與中國文學的第二次經典危機　

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為配合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建設的需要，文化領域有組織地展開了重估文學經典的工作。雖然此時期文學經典的重估呈現不斷調整、沖突和變動的狀態，但就其整體特征而言，此時期文學經典的政治意識形態功能和階級屬性被極端強化，作為新中國文化建設之一部分的文學經典審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視，政治因素在文學經典重估中起主導作用。在文學經典的審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統一審核機構主導，通過確立“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指導性文學理論③，劃定出版選題范圍（如一些有導向性的叢書系列）①，在主流報刊上掀起對某部作品或某個作家全國范圍內的大討論運動②、統編教材③等方式來重新審定此時期的文學經典序列。在文學經典的重估中，社會政治運動的趨向、毛澤東的政治指示和文藝思想、作家本人的階級屬性和政治傾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標準起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