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戶的企業家能力:基于學習曲線的行為甄別機制　

農村熟人社會信用聲譽機制得以形成,其關鍵點有二:一是農村熟人社會是一個重復博弈的均衡解,違約會導致極大的損失;二是鄉村精英的企業家能力,這種企業家才能本質上是由發現或覺察機會來實現某個目的、去獲得收益或利潤,以及采取行動來利用環境中產生的這些機會所組成的。個人資產和經營能力是成為企業家的兩個必要條件,且都是在一個動態的獲取過程中得以體現的。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具備一些企業家素質,但是企業家賴以成長的經營能力、經驗與知識的累積、個人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獲取等皆來自后天的經濟活動。

鄉村精英的企業家能力在熟人社會聲譽機制形成中具有關鍵作用,并降低了農村社區中金融交易的締約與履約成本,從而導致了新的金融合約的產生。從圖1可以看出,只有在獲取一定高度以上的企業家能力和資本時,才能甄別出真正的企業家行為并顯示出其成本優勢,即獲取信號的成本與企業家能力是負相關的在紅星村,鄉村精英由當地農業大戶、村委會干部組成,他們之所以能從普通農戶中脫穎而出,建立擔保協會,一是因為他們通過勞動積累或各種社會關系獲取、租用了足夠多的個人資產;二是他們參加農信社開展的學習培訓,并在工作中積累經驗、吸收知識,加強了自身能力建設。這些使得鄉村精英成為能力較高的企業家,并在當地具有相當大的威望,因此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取豐富的信息以及組建可利用的社會資源網絡,也為改善農信社與農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作出重大貢獻。而對于非企業家,即使花很大的成本和努力,其資本和能力的上升效果也十分不明顯,如圖1所示。在傳統的農村社區,由于分工不明顯,農戶的企業家活動主要表現在其再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創新、生產規模的擴大或者生產結構的調整中,這種小規模的調整不需要動員多少社會資源,所以農戶的生產性金融需求量在傳統農村并不大,[7]所需資金基本上來自社區的金融活動。

但是,作為“都市里的村莊”的福建紅星村,其產業結構在市場的引導下日益演變,由傳統的農業產業演變為二、三產業共同發展。2003年,紅星村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動力已占全村勞動力的80%以上,即使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戶,也日益走向了專業化、規模化。社區中的金融活動已經不能夠滿足社區成員的生產性需求,而基于匿名社會而構建的現代金融體系又難以低成本地解決農戶的融資需求。隨著經濟環境變化,鄉村精英能發現盈利機會,但要獲取這種外部利潤,需要采取合適的組織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這就是紅星擔保基金協會產生的內在動力與經濟根源　

紅星村擔保基金協會:熟人社會信用與商業信用的聯結機制　

中國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有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農村信用社等,它們是我國農村金融的主力軍,是聯系農民的金融紐帶,對服務“三農”和促進國家農村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在我國農村,常規貸款模式是“銀行(農信社)———信貸員———農戶”,其中,信貸員是指銀行(農信社)派出的測試貸款方所提供信息是真是假的工作人員,在信貸過程中甄別借款人的質量。引入擔保基金協會后,信貸中的信息流與信用行為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如圖2),傳統的農村信貸合約演變為加入企業家能力的金融合約,是典型的金融制度創新。在圖2中,鄉村精英和信貸員共同組成了擔保協會理事會,在銀行(農信社)和農戶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起到良好的中介作用。將信貸員納入擔保協會是實現熟人信用和商業信用聯結的重大突破。

第一,在熟人社會,各個自然村的片長充分了解當地農戶的資產、負債、項目經營、人品口碑等信息,將這些信息直接提供給信貸員,相當于擔保協會代替農信社對客戶進行信貸審查,而信貸員只需進行簡單的核實,并將借款人相關信息呈報到農信社,建立個人檔案,這樣不僅有效地把熟人社會信息資源融入商業信貸中,而且大大改善了農信社與農戶之間信息不對稱問題,縮減了貸款前期準備工作時間,使貸款更加快速地發放下來。第二,信貸員具備金融專業知識,可以彌補鄉村精英相關知識的缺陷,同時幫助理事會規范擔保協會內部管理,完善風險補償制度,使組織更高效地運行。第三,信貸員借助擔保協會平臺,對理事會成員集中培訓,再利用鄉村精英的社交網絡與其在熟人社會的地位,進行廣泛傳播,將商業信用理念輸入農戶家庭。一方面降低了今后農信社開展業務的成本,提高了農戶金融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強化了農村信用文化建設,增強了農戶誠信意識,優化了農村金融生態環境。　

結論

紅星村農民貸款擔保基金協會模式是一種聯結農村金融商業信用與農村熟人社會信用的制度創新,根據上述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基于社區信用的農村擔保協會降低了農戶的融資成本,是一種有效的金融創新。擔保協會屬于互助性擔保機構,不以盈利為目的,環節少、成本低,只收取較少的擔保費,并根據會員的信用程度等實行各項優惠。與小額信貸相比,農戶貸款利率較低、額度調整彈性較大,其貸款額度是繳納的擔保基金的3-5倍。農戶一旦違約,很可能失去整個熟人社會圈子,比聯保貸款中的后續懲罰更加嚴重,從而督促農戶及時還款。第二,農村擔保協會不但整合了社區中的傳統信用,而且整合了市場中日益累積的企業家資源,從而提高了制度的創新效率。理事會由鄉村精英組成,他們不僅自身有經濟實力,而且可以憑借良好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信任籌措更多資金,這種基于企業家能力之上的社會聲譽,降低了基金協會的融資成本;農信社的信貸員也是理事會成員,他們不但能夠直接從各個片長獲得當地農戶的信息,簡化資信調查步驟,節約信息成本,還能發揮專業優勢,對理事會成員進行培訓,利用鄉村精英的社交網絡將商業信用理念輸入農戶家庭。第三,紅星村模式具有可持續性與推廣性。聲譽機制的約束加上鄉村精英的企業家能力,使得該模式在農村熟人社會可持續延伸。在農村急需大力發展的今天,擔保機構可以在協會的基礎上,建立更完善的模式,緩解農戶信貸需求,促進農業和農村的發展。

本文作者：劉祚祥 張芳 單位：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