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國時期，以徐悲鴻為代表的留法藝術家，將法國寫實主義繪畫引入中國，倡導藝術救國的人文思路，以油畫的形式，表現社會精神，強調人生的意義和歷史的必然，其中《田橫五百士》、《奚我后》等作品，以古代英雄的愛國思想和民族立場，通過寫實油畫的方式表現，起到對民眾，特別是對處于動亂中國的民眾和知識分子有極大的鼓動作用。解放后，徐悲鴻的藝術思想得以廣泛傳播，尤其是他出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和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通過學院和協會的功能，強化了個人的威望，并配合當時的政治環境，這種思想同新生的社會主義的碰撞，恰體現出強烈的服務功能，這一時期，以寫實油畫的方式，歌頌社會主義、歌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作品層出不窮，這種方式亦同樣體現出強烈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意識。

七十年代末，吳冠中發表了《藝術的形式美》，打破了政治左右藝術的桎梏，繪畫創作逐漸回歸到以探索形式的新的領域之中。稍后，以程叢林、高小華等年輕畫家為代表的“傷痕美術”進入人們的視野，1978年，在四川美術學院油畫系讀大學二年級的高小華創作了油畫作品《為什么》，并隨即寄給了《美術》雜志，畫家的構思暢言“我們這一代人有權利和義務來發言，來記載這一歷史事實，我就是憑著自己的這種責任感和良心，去描寫這一真實事件，控訴、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幫”鼓吹“文攻武衛”的罪行。”

幾乎與“傷痕”美術同步，真正起到對現實生活的回歸和關照的是鄉土寫實主義繪畫，也被很多人稱為“生活流”，鄉土寫實主義可以視為對傷痕美術的回歸，如果說“傷痕美術”是對一代人痛苦回憶的記述和反思的話，那么，鄉土主義則是對傷痛感的回憶的同時夾雜了對現實社會的憐憫和關照，所不同的是，鄉土主義通過真實的記錄和強烈的畫面引發人的思索，而傷痕是通過對記憶瞬間的再現引起傷痛的共鳴從而起到批判的目的，傷痕美術的締造者們涉身畫面當中，而鄉土主義畫家則多置身畫外，他們分別充當的是當事人和旁觀者的角色。

與傷痕美術成員一樣，鄉土主義畫家仍屬于知青一代，有上山下鄉的經歷和對農村深切的體會。他們冷靜地超越對個人生活感受，思考并表達一個現實的中國和一個落魄的民族，體現了畫家強烈的人文關懷，將一個偌大的社會問題通過視覺的方式展現給大眾。這種意識中所傳達的“人文關懷”更為強烈，美學家朱光潛《關于人性、人道主義、人性味和共同美問題》的論述更便于說明這一問題：

我們中國過去在人性的問題上也是基本和西方一致，可是近來“人性論”在我們中間卻成了一個罪狀或一個禁區。

體現人性思考，關注底層生活的作品，以羅中立的《父親》最為突出，也最具有說服力，美國照相寫實主義應該是《父親》表現方式的參照，而長期農村插隊的感受促成創作的意念，作品展出后引起轟動和爭論，其中中央美院史論系任教的邵大箴和西安美院史論教師邵養德爭論最為典型，所以也俗稱“二邵論戰”。他們各執一詞，但是論述的核心仍是圍繞人性的兩個方面展開的。

當有人問：這難道就是現實生活中的農民嗎？作者說：“我也不敢畫的太苦，但藝術的良心，使我不得不畫成這個樣子。”③回頭在看人道主義在美術中的反應就顯得及其含糊，因此，潛意識的人文關懷是類似作品所能準確體現和表達的。

陳丹青的被稱為《西藏組畫》七幅寫實繪畫是人文關懷的另一個極致，那種純粹的記錄和純樸的生活氣息，平實的藝術語言和對西方古典主義技巧的嘗試，以及對中國特定的社會現實的描繪無不強化了寫實主義的人文性。《西藏組畫》的名稱是后來藝術界強加的，作品被當時評論為現實主義作品，陳丹青自己則更傾向“自然主義”的平淡和質樸。所以《西藏組畫》所傳達出來的就出現情感落差和矛盾，鄧平祥認為《西藏組畫》存在一種隱約的痕跡：“首先是悲劇意味，說是悲劇意味，因為他的藝術還沒有構成悲劇性的主要傾向。這意味是淡淡的流露猶如一縷縷青煙一般，它遠遠的沒有達到使人哀傷的地步。”

通過《父親》、《西藏組畫》所開啟的鄉土繪畫風氣從表現形式上都有一個明顯的傾向，以描繪古老的、原始的、鄉村的為主，體現人性的真實。這種現象與當時文學界出現的張賢亮、賈平凹小說里濃厚淳樸的泥土氣息和人性的深度空間極為相似。

以“傷痕”和鄉土生活為出發點和創作對象的思路迅速跨站到更大的范圍，不僅僅局限在四川，其中湖北的尚揚在1981年的創作的《黃河纖夫》具有現實主義繪畫的種種痕跡，畫面的敘事性和嚴格的構圖、造型很可能不完全是畫家本身由衷的表達手法，所以他與當時四川畫家的作品有一定的區別，這種區別表現在對于歷史和現實的不同判斷以及對于人性的不同關注。尚揚作品所傳達的視覺感是不是傷痕式的傷痛感也同鄉土主義的冷靜觀望，具有對人性的冷靜思考。

人文關懷的思路隨著商業對油畫的影響和九十年代后人們歷史情結的退潮而趨于淡化，但是以寫實的方式，表達人性的深刻和文化的責任問題，無疑是一種合理的方式，寫實主義作為一種藝術表達手段，造就和推動了人性的“大愛”在一個歷史階段的成長，而人性與文化的共進也同樣促進并見證了寫實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今天，藝術多元化已然形成，人性的關懷卻顯得十分薄弱，重建文化和道德的責任，離不開藝術家的努力，人文關懷與寫實主義曾往的聯姻，不能說不是一條合理的道路。

本文作者：張學義 單位：常州紡織服裝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