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必然性

如果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國農村文化的重構進行了必要準備的話，那么，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以及農村社會村民自治的推行，無論是在宏觀上還是在微觀上，都為中國農村文化的重構進入實質性階段創造了條件。從宏觀上看，在中國農村鄉鎮企業發展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社會逐漸培育出市場經濟的平等性、競爭性、開放性等原則。這種新型的市場文化與傳統中國農村文化的相互吸收，促成了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產生。這種新的文化形態首先沖破了非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農村社會的諸領域合一性以及理想性文化與實用性文化的合一狀態，使中國農村社會理想性文化重新整合。從微觀上看，在中國農村鄉鎮企業發展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社會的文化構成，即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價值文化等各個層次都發生了變化，從而使中國農村社會的實用性文化結構開始建立起來。這種新的實用性文化結構是在市場化的理想性文化范導下形成的，但絕不是理想性文化的實用化，或者說功利化。在中國農村鄉鎮企業發展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理想性文化和實用性文化的疏離，標志著中國農村新的文化體系的重新建構。伴隨著中國農村生產經營方式的重大變革，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廣泛推行，引起了中國農村的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它對中國農村文化的重塑作用絲毫不亞于其所蘊涵的政治意義:一是為中國農民主體性意識的覺醒提供了制度條件;二是在村民自治實踐中，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為中國農村社會農民的公民意識的培養提供了一條制度化的途徑;三是中國農村村民自治實踐中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體制，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農村公民文化的發育，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步驟。

中國農村文化創造性轉化的一般特征

由于中國農村小文化傳統的影響根深蒂固，而新型的農村文化體系的建立還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因此，在當前中國農村文化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既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新的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呈現出文化創造性轉化的內在矛盾性。具體地說，轉型期中國農村文化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第一，理想性文化與實用性文化的疏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功利追求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非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以政治為軸心的領域合一狀態得到根本的改變，精神生活的意識形態功能逐漸消失，從而使中國農村文化中理想性文化與實用性文化出現疏離現象。具體表現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農村社會理想性文化的實用性功能逐漸被削弱，理想性文化的范導功能與實用性文化的構成性功能出現分離的趨勢，即實用性文化緊密地與農民的現實生活特別是經濟生活相聯系，而理想性文化逐漸退居幕后，只是為農民的現實生活提供一種“超驗性”意義支持。第二，實用性文化的功利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理想性文化與實用性文化的疏離所導致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理想性文化所承擔的實用性功能由實用性文化獨自來承擔，理想性文化只是在人們的精神世界里起著一種虛擬的象征意義，其對實用性文化的價值評判約束逐漸喪失。理想性文化逐漸淡出公眾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實用性文化對現實生活的作用就可能得到無限的膨脹，實用性文化功能的膨脹，反過來會擠壓理想性文化的生存空間，甚至取代理想性文化的位置，于是就產生實用性文化的功利化現象。這種現象在農村社會表現得尤為突出。與此同時，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實用性文化如平等、互利、互助等基本社會倫理也逐漸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在中國農村文化重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金錢為本位、個人利益至上的實用性文化成分，這必將影響到中國農村文化重構的進一步深入。第三，“復調化”下理想性文化的“返本”現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理想性文化的政治實用性功能的失落，必然會出現理想性文化的“復調化”，即可能存在著多元的理想性文化類型，出現傳統理想性文化與現代理想性文化并存的局面。中國農村文化重構的過程，也是理想性文化“復調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傳統理想性文化的實用性功能的喪失，計劃經濟時代理想性文化的一元主導的局面已不復存在，甚至在多元競爭的理想性文化格局中處于劣勢地位，因此，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理想性文化往往容易被扭曲，而傳統的包括落后的理想性文化往往占據主導地位，從而使中國農村理想性文化與實用性文化之間產生新的矛盾，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轉型形成“制動力”，而非“推動力”。譬如，在中國農村文化重構的過程中，宗教文化的興起，封建迷信的盛行等，都反映了理想性文化“復調化”趨勢下中國農村社會新的矛盾。

中國農村文化創造性轉化的有效途徑

經過幾十年的孕育和發展，中國農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的基本框架已建構起來，而在這種建構中，中國農村文化也面臨著一些新的矛盾。當今中國農村文化創造性轉化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傳統文化的表層顯性部分受到劇烈的沖擊，而傳統文化深層隱性部分仍根深蒂固，從而使轉型時期的農村文化產生一種矛盾。二是中西文化觀念的碰撞，造成了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失范和偏離。這兩種文化矛盾在中國農村社會主要表現為家庭本位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傾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家庭作為最基層的生產單位，使農民的生產主動性和積極性得到極大提高，這種利益格局無疑會不自覺地促成一種以家庭為本位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傾向，并進而使農村社會共同體的功能發生異化，或又重新形成了一種以宗族為單位的利益共同體，最終制約農村社會農民自主性意識的進一步發展。另外，務實的現實主義觀念在這種文化矛盾中產生了極端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對計劃經濟時代狂熱的理想主義的矯枉過正，嚴重地制約著中國農村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針對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中國農村文化建構應立足于農村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改造，以市場化為導向，培育農民的主體性意識。首先，立足于農村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的改造。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基本方向是建構出一個適合中國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文化結構體系，這個文化結構體系必須是一種現代化類型的文化，而不是傳統文化類型的文化。因此，在農村文化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必須立足于符合農村社會發展，特別是農民主體性意識的張揚的文化要素，對不適合中國農村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文化要素進行改造。應借助于農村新型的現代文化的力量，徹底清除傳統文化中不適合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時對適合農村文化現代化的因素加以改造，使其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現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次，引入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農村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農村社會逐漸形成了與傳統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時代不同的文化觀念，這些觀念包括民主意識、責任意識、競爭與合作意識、平等觀念、時間和效率觀念，等等。在中國農村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過程中，市場意識的培育對于改造中國農村傳統文化發揮著重要作用［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自主和平等觀念促進了農民的自主性意識的覺醒和張揚;市場經濟的競爭觀念培養了農民的開拓進取精神，克服了消極保守的傳統農民心態;市場經濟本身所蘊涵的合作精神有助于培育農民的集體觀念，等等。因此，中國農村文化改造的一個基本途徑就是:通過在中國農村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而完成用現代文化改造中國農村傳統文化的任務。最后，培育和張揚農民的主體性意識。文化的現代化就是人的現代化，中國農村文化的現代化就是中國農民的現代化，而農民的現代化的核心問題就是農民的主體性意識的增強。因為現代文化是人的文化，只有普遍提高農民的現代化意識，才能營造出一種新的農村社會主義文化類型。從哲學上看，農民的主體性意識如果不能以市場化為導向，不能用主體性意識改造農村社會的傳統文化，農民主體性意識的進一步發展就可能成為中國農村政治、經濟轉型的障礙。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農村社會的家庭本位的利己和功利主義，就是這種主體性意識的負面效應。因此，只有抓住培育和張揚農民的主體性意識這一核心問題，才能加快中國農村文化重構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