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期，通過陳獨秀等人倡導的新文化運動變得更加激進起來，并迅速擴展到文學領域，這導致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全面開始。在中國現代小說的起步和發展時期，外在語境中的小說文本無論是在思想觀念、藝術形式還是表現手法，或是各種文學流派上都已經具有了深厚的歷史基礎，并且也已經獲得了藝術上的成熟，世界小說的藝術早已經是百花爭艷。而那個時候，毋庸置疑的就是中國現代小說才處在襁褓時期，非常的稚嫩且急需營養的潤澤。這時候，外在的小說就猶如“及時雨”一樣滋養了中國現代小說文學的成長。因此，可以這樣認為中國現代小說的興起和發展，絕對是在外在小說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這樣的話語闡述雖然帶有沉重和無奈之感，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外在小說藝術的借鑒，就沒有中國現代小說的迅猛發展，也不會在短短的“三十年間”取得舉目共睹的文學成就，更不會在短期內就與世界文學接軌，成為世界文學的一支。

中國現代小說之發生與個體作家創作

中國現代文學的最早業內從事者，他們在轉型進行現代文學書寫的時候，外來的文學思想都積極地引薦著他們的文學書寫。如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場域的大師級人物，魯迅在日本求學的過程中，閱讀了大量的外來文學著作，并且和周作人一起翻譯和介紹了外來文學，倡導文學革新運動。魯迅早期接受的是外來文化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超人哲學等思潮的影響，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魯迅提倡發展個性、主張人性解放，反對封建制度。其后，隨著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中國的被有效傳播，魯迅的思想和創作也都有了深刻地變化。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以及思潮對魯迅的影響最為明顯而深刻，社會暴露的主題與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是魯迅從俄羅斯文學中吸取的主要營養。果弋里的諷刺，托爾斯泰的博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靈魂解剖，無一不是對社會和人生的關注，深深地影響著魯迅在題材選擇、主題傾向等方面的思考。在《英譯本〈篇短小說選集〉自序》中魯迅曾明確言說了外在文學對自己創作的影響：“后來我看到一些外國小說，尤其是俄國，波蘭和巴爾干諸小國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這許多和我們的勞苦大眾同一命運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為此而呼號，而戰斗。而歷來所見的農村這類的景況，也更加分明地再現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個可寫文章的機會，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表出來了。”

創造社的主要發起者之一郭沫若同樣是在日本求學的過程中，開始熱衷于文學書寫；他受到當時日本國內正興起的“泰戈爾熱”的影響，也成為了泰戈爾的推崇者；同時，郭沫若也非常迷戀海涅、歌德等德國作家的文學文本，再加上接受當時日本“私小說”寫作理念的影響，于是郭沫若在自己的文學寫作過程中，也流露出了非常明顯的“他者”痕跡。茅盾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現代小說寫作“左翼”文學的主將之一。茅盾早年的文學活動較為活躍，但是主要表現在參加文學組織，從事翻譯及文學評論方面。他不僅參與、發起了“文學研究會”、“中國民眾戲劇社”等組織，還在改革《小說月報》、編輯新文學刊物方面做了較多工作。在參與新文學運動的前十年中，茅盾的主要成就體現在文學翻譯和文學批評方面。從五四運動到27年間，茅盾陸續發表了多篇文學論文，闡明“為人生”的文學主張，要求建立寫實主義的文學，對新文學的理論建設尤其是現實主義創作潮流的確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需要言說的就是茅盾的“建立現實主義文學”的此種思潮，同樣也是引進外在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然后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實際情形結合在一起后出現的產物：借助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了文學的理想性；借助法國的自然主義文學理論突出了文學的真實性。王統照的文學書寫深受愛爾蘭著名象征主義詩人葉芝的影響，他認為葉芝的文學書寫“能于平凡的事物內，藏著很深長的背影”，“能于靜穆中顯出他熱烈的情感，深運的思想”［3］，而這也是王統照文學書寫追求的目標。巴金是當時代無政府主義思潮的信仰者，這種思潮對巴金的思想和文學創作有著本質的影響。

“巴金”這一筆名就是來自于無政府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其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產生濃厚的興趣也是基于讀了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和波蘭廖抗夫的《夜未央》。這一事實在巴金的小說文本《家》的敘述情節之中也有體現；以后巴金的求學、留學都與這兩位無政府主義者有直接的關系。無政府主義的思潮產生于19世紀上半葉的西方歷史語境之中，其思潮主要代表的是在資本主義競爭過程中破產了的小資產階級和小私有制者的利益與愿望，它否定一切“專制”的國家形式，主張以最小限度的內亂，最小限度的受難者，與最小限度痛苦而達到最大最好的結果。巴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對一切專制制度進行激烈的否定，絕對地崇尚自由的精神”［4］的理念，形成了自己一種獨特的世界觀，深遠地影響了巴金的文學寫作。此外，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文學創作也對巴金的文學寫作有著直接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市井文學”寫作的大家老舍曾經在英國的東方學院任華語教員長達五年的時間，這五年的歷程之中，也是老舍文學生涯的起點時期。因此，老舍的文學創作深受英國文學成就特別是悲劇理論的的啟迪和影響，形成了自我文學寫作鮮明的悲劇意識。從老舍小說的結局看，他的作品大多數以悲劇結局，即使前期那些“立意在幽默”的作品，也多以悲劇結尾。《老張的哲學》結尾是惡棍老張飛黃騰達，“榮升”某省教育廳長，而王德與李靜，李應和龍鳳兩對青年人的愛情卻遭到了扼殺。至于后期創作中，悲劇更是無處不在。《我這一輩子》、《月牙兒》、《駱駝祥子》、《柳家大院》、《微神》等皆為悲劇。并且老舍不僅寫了悲劇，還揭示了悲劇的不可避免。如祥子無論如何堅韌執著終于無法逃脫社會的迫害而墮落，《月牙兒》的主人公無論如何也逃不掉被毀滅的命運。這些悲劇，通過老舍的藝術描繪讓讀者領悟到其根源在于現實，從而使小說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力量。

中國現代小說之發生與現代文學社團的形成

中國現代文學場域內出現的眾多文學社團能夠被創建，并進而成為推動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陣地，同樣外來小說思潮的影響是一個很關鍵的要素。這些文學社團成立之后，在具體的文學創作過程中也又鮮明地彰顯了外在的某種文學思潮。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源于1917年發生的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之所以能夠被掀起，就是基于當時的一批深受外在先進文學思潮影響、具有先進思想文化的中國現代作家以文學社團作為陣地因而才可以發生的。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1916年9月從第二卷改名為《新青年》，1917年遷至北京）在上海創刊，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這是一份綜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也是整個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新文化陣營向舊文化挑戰、進擊的主要陣地。自此，文學革命才能夠得以蓬勃的開展起來。文學革命后的第一個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是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學研究會”，發起人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等12人。他們以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作為代用會刊，發表《文學研究會宣言》，宣稱：“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文學應當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并且討論人生的一般問題”［5］。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6］為宗旨，受俄國和歐洲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倡導“寫實主義”文學精神，強調文學關切社會和人生的必要；在創作上，體現出關注人生和社會的文學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