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農村金融市場論逐漸取代了在農村金融理論領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信貸補貼論。其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其理論前提是 1. 農民無論貧困與否是有儲蓄能力的。2. 低息政策易降低人們儲蓄的積極性，妨礙金融的發展。3. 運用資金的外部依存度過高，是導致貸款回收率低的重要因素。4.農村資金機會成本較高，助推了非正規金融的高利率。該理論主張完全依賴市場機制，極力反對政策性金融對市場的扭曲，特別強調利率的市場化。20 世紀 90 年代后，以 200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為首的對不完全競爭市場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成果，構成了農村金融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的基礎。該理論的主要內容是: “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尤其是貸款一方對借款人的情況根本無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就可能無法培育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金融市場。為了補救市場的失靈部分，有必要采用諸如政府適當介入金融市場以及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強調，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對解決農村金融問題是相當重要。同時其也為新模式的小額信貸提供了理論基礎。新模式的小額信貸強調解決農村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和高交易成本問題，而舊模式的小額信貸強調通過便宜的資金幫助窮人。舊模式的小額信貸基本上是信貸補貼論的翻版，由于忽略機構的可持續性而難以為繼。

國內相關文獻研究綜述對于我國農村金融發展的研究，目前國內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大量研究，集中表現在金融組織體系、金融制度、金融模式選擇、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等。如張紅宇( 2004)［1］從我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歷史與現狀分析入手，著重討論了農村金融組織結構的不同分工與功能績效，指出相對于我國農村多元化經營主體的不同資金需求，對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機構進行不同功能的定位，在一定時期內是一種不失理性的選擇，同時針對目前我國農村金融組織的功能缺陷從全局的角度提出了新時期農村金融組織創新改革的思路;羅海林( 2011)［2］提出從制度學派來看，我國農村金融既往的制度生成模式是“以國家強制主義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模式”，但是如今農村經濟和市場的發展已經證明此種模式的種種弊端，農村金融的制度供給模式應該逐步過渡到“以市場為核心的法治模式”，這一改變的核心在于如何減弱和控制國家對農村金融的過度干預，弱化行政主導的色彩，建立真正符合農村市場邏輯的法制框架和法治機制; 馬若微等( 2008)［3］通過討論我國農業發展與金融與投資之間的關系，為我國農業發展提供一種新的視角，提出在支持農村發展問題上，存在著低息貸款加扶貧救濟、農業補貼、小額信用貸款等金融突破模式，而這些模式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它們都是促進農村城鎮化的重要金融手段，混合使用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各方面發展迅速; 而世界也處于大變革大發展的時期，所有制度性思想性的東西都要發展進步，否則將會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態度決定一切、觀念決定成敗。因此，農村金融發展需要創新，更需要觀念創新。

觀念創新與農村金融市場分析

( 一) 觀念創新概述

美籍經濟學家熊彼特在 1912 年的著作《經濟發展概論》提出: 創新是指把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結合”引入生產體系。觀念我們理解為人們在實踐當中形成的各種認識的集合體。觀念創新就是更正人們在實踐對事物不正確的認識形成正確的認識，從而更好地推動事物向前發展。在一個系統內部如果具有正確的觀念可以對事物進行決策、計劃、實踐、總結等活動，從而不斷豐富生活和提高實踐水平，進而促進事物的發展使系統處于正常運轉; 反之，則不然，要進行觀念創新。要通過觀念創新視角對農村金融進行研究，首先要了解農村金融，對農村金融市場進行分析。

( 二) 農村金融市場分析

理想的農村金融市場是只有金融機構和農戶兩個參與者，金融機構根據農戶的貸款申請發放貸款，農戶到還款日期歸還本息給金融機構。根據不完全競爭市場論和現實生活，這種理想的農村金融市場只能存在在理論中，現實的情況是農村金融市場是由金融機構、政府和農戶組成。市場有失靈的缺陷此時就需要政府參與進來進行干預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從而實現金融交易在金融機構和農戶之間能夠正常進行。在這個市場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政策的制定修改，消除農村金融機構和農戶之間金融交易的障礙。然而要分析我國的農村金融市場，還要從我國的實際出發，特別是農村金融的發展歷程以及農村金融機構、政府與農戶之間關系的變化，尤其是他們三者的觀念。我國農村金融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建國初期到 1978 年; 第二階段，1978 年到1996 年; 第三階段，1996 年到 2003 年; 第四個階段，2003 年至今。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為了穩定農村物價及金融市場成立了合作金融組織，“一五”計劃完成后為了配合國家趕超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此時政府更是加強了對金融的控制特別是農村金融，而農村金融機構所能起到的就是儲蓄動員機器的作用，農戶要做的就是“支援建設多儲蓄”; 這一階段政府的觀念就是農業支持工業，農村金融機構就是農村金融市場的“抽水機”把資金從農村抽走，而農戶此階段正如周立( 2009)［5］等人所言中國農民事實上走上了集體“扶富”，成了資金的凈供給者。第二階段就是以改革開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到 1996 年農村信用社與農業銀行脫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隨之農民的收入也相對在增加，而相應的農民由于出于安全的考慮紛紛把增加的進行儲蓄;城市實行政企分開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明顯加快，而工業化城市化需要大量的資金，城市由于之前的發展是低效率的資本積累不夠，政府又把目光轉向農村金融，1979 年國家又恢復中國農業銀行同時把信用社劃歸為其基層營業網點從而又牢牢控制了農村金融，農村金融機構又成了一根根安裝在農村的金融管道把農村資金抽走，而農戶又繼續扮演著集體“扶富”的角色; 但是，資本短缺的狀況在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 1996 年為標志中國的金融體系的資金由短缺走向連年過剩，隨著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四大國有銀行進行商業化股份制改革同時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中小型金融機構。1996 年農村信用社從中國農業銀行脫離，農村金融初步形成了農村信用社，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足鼎立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體系，這標志著農村金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第三階段，在全國金融體系連年出現存差的背景下，國家出臺了財政金融政策來支持“三農”來促進農民增收但是依然扭轉不了農民增收幅度連年下滑的勢頭。農村金融機構的儲蓄存款卻連年增加，可是農戶貸款難卻是不爭的事實，像向來冠名以“農村金融主力軍”的農村信用社，實際上農戶從農信社獲得的貸款仍不足其向農信社存款的三分之一，而相反農村大量資金卻從其流出，例如［6］1999 － 2002 年其資金凈流出量分別達到 281． 2 億元、507． 6 億元、651． 9 億元和 646 億元。第四階段，是以 2003 年央行向農信社注入 1 650 億元對其不良貸款進行處理標志著我國農村金融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6 年底國家批準新型農村金融機構試點，2007 年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成立。目前興起的各種小額信貸、村鎮銀行、農業保險等農村金融組織，對農村經濟發展、農戶融資需求的作用并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