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高校輔導員師德建設的價值指向

輔導員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和專家化建設是輔導員師德建設的重要推力，為輔導員師德建設提供了專業框架內的道德規范和價值導向。隨著輔導員工作對象呈現的多元化和復雜化，輔導員的專業能力也日益細分化、整合化和職業化，針對目前眾多高校輔導員存在著工作專業不對口而帶來的一系列工作適應性、穩定性問題的現實，增強輔導員的專業能力和專業素養，要求輔導員隊伍要超越自身專業的思維和局限，深入了解自身專業發展與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在關系，通過持續多元的業務培訓，逐步增強輔導員工作業務水平。對輔導員專業能力要求的增強，促使輔導員必須清晰地認識到提升自身能力素質的必要性和現實壓力，必須深刻理解輔導員工作的倫理規范，并自覺地加強道德修養和踐行能力。

責任是師德的重要構成因子。隨著高校的邊界日益拓展，開放性和市場化日益成為高校管理和服務的兩大明顯特征。作為應對這種現實的舉措，高校日益借用企業化的管理手段，來增強機構的運行效率和效益，強調教育的績效責任。“績效責任是伴隨著管理主義出現的概念，通過對高等教育機構的功能履行進行評價，形成壓力并促進品質改進”[1]。在高校無法擺脫市場化的今天，與輔導員相關的系列工作，如招生、就業、學生干部選拔、學生心理輔導、學生宿舍調整、校外兼職與學術研究等工作的開展，對輔導員師德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強化輔導員的責任意識和責任行為，才能為輔導員順利開展工作提供指向，增強其道德約束力，使其工作更具公平性、公正性，從而增強輔導員的道德威望和道德影響力。

從輔導員角色的規定性上看，服務是輔導員開展工作的重要抓手，只有強調輔導員工作的服務意識，并優化輔導員工作的服務質量，從而促使輔導員在繁雜瑣碎的工作過程中培養積極反思與主動奉獻的精神。因此，某種程度上講，服務質量是輔導員師德建設的外在表現和價值追求。在績效責任的推行以及多元需求的強化下，輔導員只有以優化的服務質量和工作能力才能獲得學生、同行和高校的認可。強化服務質量不僅體現在效率上，更加體現在日常與學生接觸的細節中。這要求輔導員必須具有較為崇高的職業道德和職業崇敬感，必須與學生建立和諧師生關系，這直接地體現在對學生的愛和對學生的滿意度及幸福感持續性的關注和滿足上面。輔導員師德建設的這些具有內在聯結關系的價值傾向是輔導員工作與新形勢下大學內外環境變化相互作用的結果，將會極大地影響輔導員師德內涵和師德建設的著力方向。

高校輔導員師德建設的困境和歸因

師德建設，涉及到一系列歷時性的心理認知建構和情境性的道德反思，所以，師德建設是一項長期性的育人工程。輔導員工作職責的泛化、某些高校對輔導員角色的定位偏頗，加上社會氛圍中經濟價值的滲透、不公正和貪污腐敗現象頻發等因素的影響，使當前高校輔導員師德建設面臨困境。盡管教育部第24號令等文件對輔導員的職責有相應的表述，但在現實中部分高校對輔導員工作的職責定位并不明確。據有關學者指出：在高校中輔導員的工作范圍涉及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宿舍管理、學生評優評獎、助貸勤工、就業指導等，這些工作范疇在高校的管理體制中又分屬于多個部門的職責，即輔導員開展工作就要至少跟學校多個部門，如宣傳部、團委、學生處、后勤處、保衛處等進行協調。正是由于高校對輔導員的角色定位模糊，使其工作職責泛化，形成“多頭管理”，導致輔導員的角色沖突和角色超載，這也造成了輔導員的職業倦怠，致使其缺乏職業歸屬感和榮譽感。

在評價考核機制方面，如何根據輔導員的角色定位和崗位特點進行有效的管理和考核，促使其個體職業優化發展，一直是各高校探索的重點。當前，輔導員工作評價和考核的模式大概有三種，基于德、能、勤、績的考核；基于業績指標的考核；基于任職資格的考核[2]。這些考核具有緊扣輔導員崗位的特點，借用了企業管理的相關方法，提供了量化參考指標。然而，“這些模式存在的共性問題就是：重獎懲輕發展，更多的是強調評價的診斷功能，而忽略其發展功能。評價時很少考慮到以輔導員為本進行問題的探討，忽視考評的目的”[3]，難以體現輔導員工作的特殊性，缺乏對輔導員工作的人文關懷，使輔導員難以擺脫大而全的工作重負，無暇對自身道德修養進行提升。從發展機制上看，雖然高校有相關文件明確輔導員的生涯規劃發展，也有相當輔導員從其崗位上實現晉升。但是，現實中高校對輔導員的定位尚處于“事務工作者”的制度認同；輔導員的職稱評定、晉升渠道、發展方向尚不明朗。發展方向的不明確使輔導員的教師身份認同感不強，這成為輔導員師德建設的瓶頸，致使其對自身發展前景產生迷茫。

輔導員的專業精神不僅體現在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有著精深的學習與孜孜不倦的研究上，更體現在認同輔導員工作的信念、道德良心，執著地追求學生和學校的滿意度上。這里涉及到輔導員專業出身及輔導員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專業素養問題。所謂輔導員的專業出身是指輔導員在大學中所學習的專業或發展方向。專業出身直接地影響到輔導員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也從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他們是否具備從事輔導員工作所需的專業素養，即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當前，不少輔導員并沒有接受過思想政治教育等學科的專業教育，現行的輔導員制度又使大多數輔導員疲于應付大量繁雜、瑣碎的事務性工作，而無法分身進行工作反思與職業規劃。因此，部分輔導員開展工作多傾向于說教、發指令，而缺乏引導、激勵；傾向于被動接受，而缺乏自覺反思；傾向于應付了事，而缺乏創新。基于這樣的情況，輔導員與學生的關系疏遠，師生間的世界觀、價值觀難有交集，輔導員就難以對職業產生價值認同和職業歸屬感，因此也就缺乏提升自我道德修養和專業精神的動力。

當前，我國正處在社會的轉型期，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等價值取向對高校的滲透日益強化，種種不良的社會現象對輔導員師德建設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輔導員在師德建設中出現了職業倦怠、奉獻精神缺失、工作熱情缺乏和功利化等現象。這些現實促使部分輔導員開始“以新的社會坐標審視自己的職業，從而改變了過去那種以追求精神價值為主的價值取向”[4]，轉向對職業功利、經濟效益和成本效率的追求上，而忽略心靈疏導、人文關懷和奉獻精神的恪守，從而產生了職業道德感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