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楊中華 單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學院

教育培訓制度演進動因解構

作為組織行為的教育培訓，從宏觀角度看是組織對外部環境的一種主動性的適應活動;從中觀角度看是圍繞組織戰略和目標展開的系列關聯行為;從微觀角度看是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的一項基本職能。根據現代組織管理理論和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組織的教育培訓具有以下功能，第一，滿足組織工作需要和梯隊建設的需求，有效保障組織效率的提高和組織戰略及目標的實現，第二，實現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持續開發，為個人提供能力提升的機會和職業晉升的通道。教育培訓制度的功能是有效引導和保障組織教育培訓的順利實施，充分實現教育培訓全過程中培訓需求、培訓內容、培訓機構、培訓管理及考核等系列環節的有機統一。

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弗雷斯特、阿吉瑞斯及舍恩等人相繼提出“學習型組織”、“組織學習”等概念，并認為學習型組織的組織學習是將組織成員與組織的整體目標及戰略進行有機、持續、無縫對接;以成員為主體，以教育培訓為基礎，有效地將教育培訓全過程與不同層面、崗位、時間、目的及需求相匹配，保障、滿足各級各類成員的培訓需求，提高教育培訓的針對性、提升教育培訓的實效性，獲得組織的永續發展。當前，學習型組織已經成為組織發展的主要形態與趨勢。學習型組織最基本與最關鍵的特征就是教育培訓，它圍繞組織的戰略目標展開，能為組織帶來競爭優勢和發展機遇，可以從數量、質量及結構上為任何一個正式嚴密組織的發展提供人員保障與儲備，建立組織人力資源優勢、確保組織永續發展，增強成員對組織決策的理解力和執行力，提高成員的專業技能與綜合素質，最大限度地開發成員的潛能與積極性，實現組織目標與戰略的統一。當前我國提出建立學習型政府，而學習型政府的核心是建立完備的教育培訓機制，營造良好的教育培訓氛圍，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效能與社會滿意度。［9］

在這方面，我國歷朝歷代具有重視官吏教育培訓的傳統，如秦朝時期“以吏為師”，私學作為官學的補充，與官學一起培養政治人才及治人官吏;漢武帝時期的“太學”，設五經博士，合格者分別授予官位，其中西漢太學鼎盛期入仕額在百人左右;隋唐時期的“科舉”基本形成了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教育和管理體系，具備官吏選拔和教育培訓兩大功能，其中中央由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及弘文館、崇文館“六學二館”構成;明清時期“八股取士”的官吏教育培養以兩京國子監、府州縣學為主體。在現代大型組織中，教育培訓已經逐步發展為一個復雜的過程，涵蓋宏觀、中觀、微觀各個層面，涉及組織及人力資源管理等多個理論，而教育培訓制度在演化的過程中應保證演化的規范性與有效性，在確保組織需求與戰略目標的實現的同時兼顧個人成長與職業發展訴求。我們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建構如圖1所示的干部教育培訓制度動因解構圖。干部教育培訓制度演進的過程就是組織不斷與外界互動，同時在互動的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正如組織理論的代表人物霍斯曼建構的社會系統模型認為:任何社會組織都是人造的、開放的系統，都處于物理的、文化的、技術的環境之中，這些環境決定著社會系統中人們的活動和發生的相互作用，只有適應了環境的變化，組織才能生存下去［10－11］。

我國干部教育培訓制度演進規律研究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不管是在革命、建設還是改革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始終堅持把干部教育培訓工作作為事關全局的戰略性與基礎性工作來抓，是保證黨的事業順利發展的關鍵性工作，是黨建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時間維度看，我國干部教育培訓制度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21－1949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0－1978年)、改革開放時期(1979－2000年)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期(2001－至今)。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許多黨員干部對黨的性質及革命目標認識得還不是很清楚，為了適應革命戰爭的需要，干部教育培訓的重點是基本理論知識的傳授和理念信念的培養。如在井岡山斗爭中毛主席根據當時紅軍成分復雜，提出“加緊政治訓練”［12］;1922年成立的上海大學實際就是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延安大學是“以適應抗戰與邊區建設需要，培養與提高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實際工作干部為目的”的培訓機構［13］。這一時期的干部教育培訓，從制度設計上看，主要從軍事斗爭和局部執政的需要層面出發。如，干部教育培訓針對干部的文化知識、軍事知識普遍缺乏的狀況，創辦的各級各類學校和短期培訓班主要是學習文化和軍事，強調實用性。制度設計極不規范，制度文本多為決議、講話及決定等非正式文件。從組織管理上看，基本形成以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關系、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為中心，以學習馬克思主義知識為基本內容，以提高基層干部開展政治宣傳、軍事斗爭等實際工作能力為重點內容。并且干部教育培訓早期囿于“左”傾思想，存在著過分強調蘇聯經驗，與當時中國的國情和革命實際極不匹配，直到后期才有所好轉，印證了組織只有適應環境才能更好的存在與發展。從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角度上看，基本不考慮個人成長因素與訴求，批量培養擁有高政治素養和革命斗爭經驗豐富的干部指導革命。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是大量的工農干部進入黨和國家的各級管理機構，其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較低的狀況嚴重影響了執政效能;二是，根據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針對大量工農干部文化水平較低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不系統的現狀，培訓治國理政人才和提高干部管理能力成為干部教育培訓工作的主要任務［14］。這一時期的干部教育培訓，從制度設計上看，主要是為了完成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任務。同時，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促進黨的建設工作。從組織管理上看，中共中央認識到加強干部教育培訓的重要性，發布了一系列的關于干部教育培訓的指示、決定和計劃，按照正規化、系統化、制度化的要求，在堅持執行分類培訓的原則上逐步建立了面向全體干部，以高、中、初級黨校及一些革命大學組成的比較完整的干部教育培訓體系，使干部教育培訓走上了制度化道路。從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角度上看，此時干部教育培訓仍服從國家建設與發展的要求為主，仍然不考慮個人職業發展和個人成長訴求，但教育培訓已經打破一刀切，開始強調干部教育培訓的針對性，如強調培訓干部的類別與層次，強調輪訓制度等，這契合了干部隊伍素質的新要求，培養出了大批治國理政的黨政干部和管理人才，尤其提高了干部隊伍中相當一部分干部革命斗爭經驗豐富但文化水平不高，領導建設的本領極其匱乏，亟待補充知識的干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