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鄭京輝 單位：河北大學歷史學院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有感于農村經濟的衰敗，實施了一系列復興農村的計劃，一些部門開始做農村經濟的調研工作。雖然這些政府部門不是農業經濟學的專門研究機構，但從事了大量的農村經濟調查研究，為此學科的傳播及發展奠定了基礎。正是由于國民政府對高等院校農業經濟的科研與教育采取了支持鼓勵態度，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這一學科的發展乃至繁榮。如1943年，鑒于金陵大學農學院在農業教育方面的貢獻，教育部特頒令予以褒獎［2］(P293)。就傳播群體而言，主要是:①教會及外國學者。民國初年，西方教會組織派遣一批人員來中國從事農業改良和推廣工作，同時也傳播了西方農業經濟學知識。卜凱既是這一時期受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派遣來到中國。他在金陵大學任教的二十余年間致力于中國農業經濟的教學和研究，被認為是民國時期農業經濟學的權威，“國民黨政府將他的主要著作《中國農場經濟》指定為農業大學的教科書。全國解放以前各大學的農業經濟教授，幾乎都是卜凱的學生”［3］(P78)。此外，卜凱還利用與美國各高校的友好聯系，邀請很多有聲望的外國學者來系任教或講學，1930—1937年，先后有十九位外國學者到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工作［4］。②留學生群體。民國時期，在農業經濟學傳播與建立進程中留學生無疑充當著重要角色，這一時期有影響的農業經濟學者大多都有留學經歷。例如，中國農業經濟學科先驅許璇于清末留學日本;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唐啟宇于1920年代初赴美留學，獲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外，金陵大學作為中國較早開展農業經濟教學和研究的機構之一，在選派留學生方面貢獻突出，如徐澄、喬啟明、楊蔚、劉瀾濤、應廉耕、崔毓俊、沈憲耀和王立我等先后被派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這些留學生在金陵大學時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農村調查實踐經驗，而留學經歷又進一步加強了其理論基礎，提高了科研能力，很多人都成為農業經濟學領域的權威。

這一時期農業經濟學的傳播載體主要是期刊及譯、論著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經濟研究高潮中，各機關、團體創辦的有關刊物多達百余種，根據刊物發行機構性質的不同可將其分為高校類、政府類和民間團體類。①農科學校及其他高校農學院發行的刊物。隨著各高校農學院的成立，農業經濟學也成為各高校學科建設的重要部分，很多高校農學院發行了自己的刊物。這些刊物主要是介紹此學科知識，刊載當時農業經濟調查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學術研究、教學為主要目的。②政府類刊物。國民政府一些新設的農村調查研究機構和其他許多農林部門在進行農村經濟調查同時，也紛紛發行了各自的刊物。這類刊物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國民政府中央機關發行的刊物。這類刊物影響大，發行時間也較長。如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發行的《農業推廣》及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主辦發行的《農情報告》等。第二類是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實驗區發行的刊物。這類刊物種類繁雜，發行者主要為各省的農工廳、農礦廳、農村合作組織、實驗區及其他農業推廣改進部門，就其影響和發行時間而言，雖遠不能和第一類相比，但也自有很強的地方性。如浙江省農林改良總場發行《新農村》及福建省農業改進處發行了《福建省農業統計資料》等。③民間學術團體發行的農業經濟研究刊物。這類刊物種類繁多，其影響范圍、發行時間長短依各團體情況而參差不齊。較有影響的有中華農學會發行的《中華農學會叢刊》、農村教育改進社發行的《新農村》及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創辦的《中國農村》等。

雖然這些刊物情況各異，但綜而觀之有以下特點:①內容上，無論是哪類刊物，農村經濟調查都是其中刊載的重要部分。大多刊物不僅設有調查專欄，而且還不定期發行調查?？?，這也反應了當時各農村經濟研究組織的主要工作內容。②時間上長短不一。此時農業經濟刊物的繁榮主要是受社會潮流所鼓動，但因民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定及經費無法保證等問題，許多刊物往往維持不了一年便被迫停刊。③風格上，這些刊物的發行者身份極為復雜，包括了當時持各種政治和社會主張的組織及個人，而且各組織性質也有很大差異，因此這些刊物各有其宗旨及特色。④由于農村經濟衰敗的時代背景，無論這些刊物有何特色、持何種政治和社會主張，均以關注農村、救濟農村為目的。從這一時期出版的農業經濟學論著來看，學者們經歷了一個從譯介西方農業經濟學著作到開始撰寫中國本土農業經濟學教材的歷程。在農業經濟學傳入中國之初，所用教材基本是由外國論著翻譯過來的。從各國譯著的比例來看，大多是美國、日本、蘇聯的農業經濟學論著，由于日本農業經濟學主要是受蘇、美影響，因此中國農業經濟學主要是受美、蘇兩國影響，并最終形成以卜凱為代表的中國美國農業經濟學及以陳翰笙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并立并存的格局。從兩個學派論著的比例來看，中國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的論著并不多，主要是因為這兩個學派建立其學說的途徑有所差異，卜凱代表的美國農業經濟學是在高校建立其學說，學科建設意識較強;而以陳翰笙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則是通過對卜凱等其他各流派的批判中確立學說，其理論主要體現在批判性文章中，尚缺乏系統的學科建設意識。故這些農業經濟學論著中多為充當高校教科書的卜凱一派學說的論著。隨著西方農業經濟學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人們很快發現完全套用西方農業經濟學對改變中國破敗的農村經濟并無實際意義，中國必須要建設適合本國農村情形的農業社會科學。為此，部分學者開始根據中國農村實地調查資料編寫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業經濟學教材，并逐漸在農業經濟學的傳播中居于主體地位。

從現有已知材料來源來看，無論這些論著從屬哪個學說體系，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注重從中國農村經濟實際問題出發，以農村經濟調查為基礎編著。從這些論著的編寫方式與特點看，作者多是鑒于農業經濟學書籍的缺乏而致力于撰著，其目的是為了傳播和普及農業經濟學基本知識。從編纂方式來看，大多是從講義而來，編著的用途多是為了當作教科書，而內容也相對較簡單。如薛暮橋的《農村經濟常識》一書是他在廣西師范?？茖W校時編寫的教學大綱基礎上整理而成，《農村經濟底基本知識》一書則是有感于廖謙珂《農業經濟學》譯本理論的深奧和篇幅的龐大，而抽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輯成的一本適合中國文化教育水平的通俗讀物。王一蛟亦云，其書編寫目的“全為便于講授及學生參考用……俾初學農業經濟學而及一般青年學子，對農業經濟學，得一概念而已”［5］(《自序》)。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第一批本土化農業經濟學論著問世，從這批文本中可以看到民國時期農業經濟研究學者們在此學科本土化建設中所作的種種可貴努力。雖然他們之間存在種種差異與爭論，但在研究對象、范圍以及與相關學科關系等方面有了相對較為統一的認識。農業經濟學概念表述。農業經濟學在中國興起之初，學者們并未形成相對統一的概念，其意義依各經濟學家學理差異所定而不同。正如董時進所言:“近來農業經濟學(或農村經濟學)在中國漸成時髦，惟名詞被人濫用，意義愈加松弛。”［6］(P4)以至于“一方各行其是……無一致確定之見解”［6］(P1—2)。林倫彥則認為，農業經濟不過是經濟學的特殊部門，即它是研究社會的生產、交換及分配的原理原則如何適用于農業部門的一種學問［7］(P1)。唐啟宇認為，農業經濟“乃研究農人利法各點相互之關系，與農業對于他業之關系，而求農業之繁榮者也”［8］(P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