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鄒維一 曾維華       單位：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

在內蒙古包頭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銅帶鉤，長3厘米，寬2.4厘米，帶鉤整體呈蛇形，有T型紐（參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頭市文物管理處《包頭西園春秋墓地》，《內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內蒙古涼城飲牛溝的戰國墓出土有三件銅帶鉤和一件鐵帶鉤，三件銅帶鉤均為琵琶型，鐵帶鉤尾端近圓形（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涼城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總第3期）。四川戰國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銅帶鉤，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際，有的與劍伴出（參馮漢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學報》1958年第2期）。不僅男子裝束使用帶鉤，女子也同樣使用。在山東臨淄郎家莊東周時期女性陪葬墓中，隨佩飾而出多件帶鉤，應是用于懸掛飾物之用（參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

考古還經常在墓葬中發現不同長度的帶鉤，長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僅長2-3厘米。如在內蒙古涼城飲牛溝墓葬群發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發現一件青銅帶鉤，長9.4厘米，寬1.8厘米，當是連接肩側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側腰部發現一銅帶鉤，長12.2厘米，寬1厘米，應是腰部束帶之用（參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涼城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總第3期）。內蒙古豐鎮市十一窯子戰國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處發現一枚曲棒形（亦可稱棒槌形）銅帶鉤，長15.6厘米，當是連接肩側衣襟之用（參烏蘭察布盟博物館《內蒙古豐鎮市十一窯子戰國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慶萬州大坪墓地戰國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側位置有銅帶鉤連接的鏈飾，顯然是腰間懸掛飾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銅帶鉤則直接橫于墓主盆骨上，明顯是腰間束帶之用（圖3。參重慶市文物局、重慶市移民局編《萬州大坪墓地》，科學出版社，2006）。河南信陽戰國楚簡中有“一組圖2戰國楚墓出土的兩件木俑帶，一革皆又鉤”等文字（參朱德熙、裘錫圭《信陽楚簡考釋（五篇）》，《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帶鉤與革帶的關系。戰國時期的帶鉤還有與銅環和瑪瑙環伴出的情況，應是配套使用的，即將帶鉤和環分別固定在腰帶的兩端，將二者扣起來即可束緊腰帶（參邵國田《敖漢旗烏蘭寶拉格戰國墓地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戰國時期的帶鉤，有的沒有鉤紐。如在洛陽市戰國晚期墓中發現的一件嵌銀龍首金帶鉤，制作十分精致，但沒有鉤紐（圖4。參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編著《洛陽王城廣場東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漢時期為大一統社會，特別是漢代，社會經濟有了快速發展。秦漢時期，特別是秦朝和西漢初期，基本沿襲了戰國時期流行的齊膝上衣和長?的裝束，帶鉤使用愈加普遍，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說林訓》載：“滿堂之坐，視鉤各異，于環帶一也。”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資料時，將“鉤”直接稱為“帶鉤”，其云：“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秦漢時期的帶鉤實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廣，東至沿海，西至新疆東部，南至廣東、云南，北至內蒙古、吉林地區等均有發現。

秦漢時期帶鉤的使用方法與春秋戰國時期相似。洛陽西郊漢墓出土帶鉤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際或腹上（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2期）。甘肅環縣曲子漢墓發現的銅帶鉤，銅銹上有明顯的粗布紋，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當是連接衣襟之用（參慶陽地區博物館《甘肅環縣曲子漢墓清理記》，《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馬俑基本是采用寫實的藝術風格，清晰地再現了當時帶鉤的使用方法。

即將帶鉤的紐固定于革帶一端，革帶另一端則鉆有小孔，帶鉤的鉤首穿過革帶孔，從而束緊革帶（圖5）。兵馬俑一號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帶鉤束緊革帶的形象。

秦漢時期帶鉤的材質很多，有金、銀、銅、鐵、玉等，有的還用多種材料進行裝飾，如鎏金、錯金銀、鑲嵌綠松石等。其中以金帶鉤、銅帶鉤和玉帶鉤的數量最多，此外還有少量石質帶鉤。

如在長沙新莽時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銀帶鉤（參湖南省博物館《長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報》，《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義張家莊漢墓出土兩件鐵帶鉤，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帶鉤（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義張家莊漢墓發掘記》，《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長沙西漢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帶鉤，當屬隨葬用的明器（參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南郊砂子塘漢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蘇漣水縣三里墩西漢墓中發現有兩件金帶鉤，其中一件含金量達95%左右，重257克，鉤首為獸首，鉤體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紋，鉤體浮雕一巨目怪獸，長耳雙角，面目猙獰，鉤尾處浮雕兩條盤繞的小蛇。這件帶鉤線條流暢，做工精致細膩，怪獸形象奇特逼真，具有極高的工藝價值（圖7。參南京博物院《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考古》1973年第2期）。徐州獅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獸形金帶鉤，鉤鈕甚大，鉤體為一盤臥的怪獸，鉤首似魚頭，雙目鑲嵌綠玉，鉤身鑲嵌有一碩大的螺狀綠松石，鉤身側邊鑲嵌有曲尺形綠玉，口中吐出彎曲的鉤首，造型獨特精巧，為帶鉤中的精品。

漢代玉制帶鉤考古出土數量很多。

當時用玉之風盛行，玉雕技術精湛，是我國玉器制品發展的一個高峰時期，因此，玉帶鉤也普遍制作精美。

在廣州市象崗西漢南越王趙昧墓出土一件玉龍虎并體帶鉤，鉤首雕作虎頭，鉤尾雕作龍首，龍虎連體，龍回首張口，銜一圓環，虎亦一爪奪環，鉤體遍刻卷云紋，設計巧妙（圖9）。同墓還出土一件龍首玉帶鉤，鉤首為龍首，昂首挺胸，鉤體圓雕龍爪，鉤身有八節，中間六節用一根鐵條貫穿，別具一格（圖10。參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河北定縣北莊漢墓出土一件白玉帶鉤，鉤首為龍頭，鉤尾為虎頭，鉤體線刻卷云紋，鉤背兩端線刻四葉紋，紋飾簡潔細膩（參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北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