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睿騰 單位：漳州師范學院

臺灣家庭教育中的不當教育問題

20世紀80年代之后，臺灣社會興起了所謂的“愛的教育”，用以代替處罰式教育。這樣一種趨勢，讓許多父母把對子女的愛轉變為溺愛，想盡辦法滿足兒童的愿望，希望他們能夠在優渥的環境中成長，結果造成哲學家羅素所說的，“因為這種愛而放縱子女的過錯”。這樣便演變成為了一種溺愛教育，它會養成兒童不良的觀念與習慣，根據西方教育家赫爾巴特的觀點，兒童在天性上有著不服從的烈性，并且隨著時間而增強，若不對其妥善管理，將會給兒童的成長帶來相當惡劣的影響。以上兩種家庭教育方式都有其不當之處。這個問題在臺灣家庭中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許多西方教育家認為這是家庭教育里的問題，并對其十分重視，強烈主張不要把禁止作為一種主要教育手段，而是更注重培養兒童遵從戒律、服從理性的性格，家庭教育不當問題深刻影響著一個國家培養公民和創新人才的成效。對當下全面發展科學的我國來說，借鑒西方教育學的經驗來認識我國家庭教育存在的問題，進而思考如何調整和修正問題的辦法，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西方國家關于把訓育應用在家庭教育中的探索

西方教育家在思考家庭教育問題的基礎上，討論過不少提升家庭教育影響力的辦法，以避免家庭教育中的上述問題。訓育，就是他們解決問題的手段之一。所謂的訓育，是一方面管理、約束兒童的心理、行為和性格，一方面培養兒童各種正確觀念與良好習慣，促使其走上正確道路的一種教育方式。西方的優秀公民和創新人才輩出，與這種家庭教育方式有著密切關系。作為代表人物，教育家沛西•能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的個性得到充分的發展，但所謂的充分發展并不意味著給予兒童完全的自由，而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發展。雖然他沒有將這種教育方式稱為訓育，但其理論卻隱含著訓育的意味。教育家裴斯泰洛齊進一步強調說，兒童有學習服從的必要，而且是絕對的服從，這樣的觀點，要求父母對兒童減少溺愛，給予更多的訓練。西方的教育觀認為，兒童通過這樣的教育方式，更能夠如教育家洛克所說的那樣，養成的牢固習慣，不需要過分的叮嚀和規則。可以說，西方教育家期望把訓育作為教育兒童的手段，從而由內在心理而不僅是外在規范去養成兒童的性格與言行舉止。從這些教育家的理論和經驗可以看出，父母作為訓育的主導者，更應該從“訓”作為出發點，去教導和訓練兒童的良好習慣，進而從“育”的層面去培養兒童的理性和自發遵守規范。正是通過對兒童良好習慣的養成，才能使他們在日后能夠更好地社會化，成為優秀的公民和創新人才。在西方這樣的民主社會里，父母以制約和培養，而不是消極和放任的手段去培養兒童的性格和習慣，其對比和取得的成果，為其他社會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寶貴借鑒。

西方訓育成果對臺灣家庭教育不當問題的啟發

實際上，西方國家探討訓育的種種經驗與成果，對臺灣家庭教育中的不當問題提供了修正問題的一些啟示。以內心的引導代替簡單的禁止規定。訓育可以從內心積極培養兒童道德感的方式，強化兒童的社會化進程。兒童對于表揚和稱贊是極為敏感的，可以體驗到受別人尊重和贊譽的快樂感；如果能使兒童愛好名譽、知道羞恥，懂得尊重與羞恥的心靈，那么他們在日后可以更好地服從社會規范。臺灣的父母應深入理解訓育的意義和原則，以修正基于強勢語言而訂下的各種規定，對兒童的言行舉止進行恰當的管理和約束。以說理代替懲罰。父母應該對兒童進行更多的說理，而不是經常以處罰了事。正如洛克所言，溫和的“說理”要比“命令”“權力”來的有效；即使到了要責罵的地步，也應該用嚴肅、和藹與莊重的口氣，冷靜的態度，告訴他們哪里不好以及為何不好，使他們感覺到父母的做法是合理的，對他們和更多人是有益而且必要的。如此，家庭教育將可以從消極轉變為積極，從小培養兒童的公民素質，真正發揮其作為教育組成部分的作用。以理智訓練取代縱容溺愛。洛克說過，一切德行優越的原則，在于擁有能夠克制過多欲望的理性，而這種理性通常來自于習慣。從這個角度來說，父母不應該讓兒童年齡還小就允許他們利用任性得到不該得到的東西，以訓練其欲望的控制。這些經驗顯示，通過培養兒童節制的性格，家庭教育能有效地培養出兒童的理性，為創新人才的培養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