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邱洋海 單位：武漢大學社會學系

“殺手游戲”的基本規則與過程

“殺手游戲”，廣義上講包括“警察殺手游戲”和時下流行的“三國殺”等現實版和網絡版游戲。但在據李莉的研究，中國大陸最初流行的是“警察殺手”游戲，而且從研究意義上講，“警察殺手”游戲也更具有代表性。這里介紹的就是“警察殺手”版本，而且是較為初級的，即只有法官、殺手、警察和平民這四種角色、不包含“醫生”等角色。“殺手游戲”的基本規則是：（1）每一局都具備這四個角色，而且法官只有一人，警察和殺手的數量是等同的，平民的數量不少于殺手的數量，如11人的游戲，法官1人，警察3人，殺手3人，平民4人，當然，警察和殺手的數量也可以減少而增加平民的數量，在一定的參與者數量的情況下，在基本的角色數量關系下是可以靈活變化的，但難度會不同；（2）法官是活動的組織者，必須保持中立，并不能透露雙方的信息，但要維護投票的結果，保證游戲中的公平；（3）殺手的任務是趁天黑殺光警察或平民，可以采取直接殺死或誤導平民將警察或平民在白天公決死；（4）警察的任務是把殺手揪出來，并引導輿論，將殺手在白天的公決中除去，從而保護平民；（5）游戲中警察和殺手都只能獲得自己內部成員的信息，但警察還可以將判斷請示法官，法官會給出正確與否的指示，但每輪只能提供一次，平民則除了知道自己的身份外，不知道任何信息，只能憑輿論作出判斷（6）若平民或警察或殺手的任何一方全部死去，則游戲結束；（7）有權利發表遺言的人數和警察的人數一致，之后死去的無權發表遺言。

“殺手游戲”的基本過程是（以11人。3個警察，3個殺手，4平民為例）：第一步：準備11張牌，一個王（法官），3張A（警察），3張K(殺手)，其他花色牌（平民）4張，每人抽一張牌：并確認自己的身份，除法官須向大家示牌，其他人一律保密，不能讓其他人知道；第二步：法官宣布天黑了，所有人閉眼（除了法官，法官全程都不用閉眼），接著請殺手睜眼并確定同伴，3個殺手互相確定后以非語言的方式共同決定殺去一個人，特殊情況下也可以殺其中的一個殺手以迷惑警察和平民；之后，法官確認并請殺手閉眼；第三步；請警察睜眼并相互確定同伴，然后以非語言方式指認一個他們認為的殺手，統一意見后，以非語言方式詢問法官，法官以非語言方式告知指認是否正確，但不可直接告知誰是殺手，警察只可以詢問一次，接著法官請警察閉眼；第四步：法官宣布天亮了，并請所有人睜眼。告訴所有人，昨晚誰不幸被殺了，并有機會發表遺言，遺言可以是任何推測，也可以不發表任何言論，但不能示牌告知身份，之后被殺者就不能發言了，可以一直睜開眼睛在一旁觀戰；第五步：法官要求所有參與者（除被殺者）一一發言，每人只有一次機會，并投票把其中一人決死，警察和殺手都可以在自己的發言中，引導輿論以決死對方，但同樣不能示牌暴露自己的身份，若有相同的最高票數，則允許辯解，直到一人的票數最高，則被法官宣布處決。被處決的人在留遺言之后則不能說話了，可以睜開眼在一旁觀戰。到此，游戲進入下一輪，直到警察、平民和殺手中任何一方全部死亡，游戲結束。

前人研究簡介

目前關于“殺手游戲”的研究有一些，主要集中在它在中國大陸流行的那段時間。但較少一成果的形式展現出來，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李莉的研究相對較為全面。李莉不僅介紹了“殺手游戲”的規則，還分析了其民間性，論證其屬于民俗學研究的對象。作者還分析了“殺手游戲”的歷史溯源與地理分布，大致分析了“殺手游戲”從國外引入國內及國內興起流行的過程。在對于該游戲的結構意義方面，她不僅總結并分析了前人的研究，她歸納沙蓮香、郭星華的觀點認為，“雖然他們都提到了游戲的虛擬性，但是重心都在于提出‘殺人’是對現實情感的發泄，從而釋放工作和人際關系中的壓力。人們由此做了兩種引申，道德家認為該游戲背后隱藏的是對人性惡的認可，鼓勵人際間的不信任和猜疑，因此它的流行是社會風氣變差的表現;而精神分析理論的擁有者認為游戲滿足了人潛意識的要求，對現代人心理健康非常有助益。”然而她認為，“殺手游戲”真正的核心在于“自我定位、群體歸屬和民主選舉”她認為，“這些都是當代成人現實社會生活中必然面對的課題，以游戲的虛擬形式展現出來，一方面切近游戲者心理，容易產生認同感;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無害的時空，使游戲者能輕松面對原本攸關自身重要利益的事件。”同時，從時間的白天黑夜兩分法，“黑夜與白天的對立映射出個體特性與社會行為的區別。”參與者按照所抽得角色進行表演，反映社會中的角色與身份的認同與行為的選擇，這就是自我定位與群體歸屬的問題。以投票決死的被大部分人認為是殺手的人，這反映的是“以民主為核心的社會體制以及個體行為與群體決策的關系”李莉及其以前的研究對“殺手游戲”所揭示的一些社會結構性特征做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對“殺手游戲”其本身的民間性特點做了論證，也對作為民間游戲的虛擬性所帶來的內在潛意識能量的釋放和現實感情的發泄的作用做出了分析。然而對“殺手游戲”的基本規則的解讀不夠深入，并沒有對規則背后所反映的社會價值做出分析，對游戲的功能分析也停留在一般性的顯功能方面，對其潛功能的分析顯得尤為不足。最后，對游戲本身的群體性特征與局限性也缺乏探討。而這些，正是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

游戲基本規則的社會價值反映

角色分配及其數量關系所反映的社會價值在“殺手游戲”中，首先是對角色的分配及其數量關系。整體上，角色可以分為三類：邪惡一方，正義一方和中立一方，無疑，警察和平民代表正義，殺手代表邪惡，法官，盡管對警察的判斷有所評價，但從始至終都只是一個中立的角色。這不能不說是社會勢力結構的簡潔化表述，集中的反映社會中基本的三種角色。正義方由警察和平民構成，反映到社會中就是具有民眾與警察是緊密結合的，是統一陣線的，但是兩者對邪惡的認識程度是不一樣的，這種結構就為后面指認邪惡方的分歧埋下隱患，也反映正義的道路是復雜曲折的。邪惡方的組成很一致，行動很統一反映社會上的邪惡力量的內部組織性很強，往往能很迅速的達成目標。從數量關系看，警察和殺手的數量是一致的，在游戲中是為了更具有操作性，但也反映有力量的正義方可以和邪惡方勢均力敵的，但要完全戰勝邪惡，還需要民眾的支持。而平民的數量要多于警察和殺手無疑是符合社會邏輯的。這就暗含只要民眾能支持有力量的正義者就一定可以打敗邪惡。法官，由于其對游戲的作用只起到組織作用，數量上則只需一人，無論游戲參與總人數如何都不需增加。這也反映到社會中的中立方往往在正邪兩大勢力的斗爭中保持中立的態度。中立方對正義方的意義不大，其所需的人數盡可能少，反映社會對正義力量的呼喚，反映正義方希望更多的中立的觀望方能走出來支持正義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