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旅軍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

西方的政黨政治實際上是民本政治，各政黨要成為執政黨，不光要看政黨的黨義和選舉綱領，以及給選民的承諾，更重要的是贏得選民選票的多少，以及在議院中占有多少席位。一般來講，西方政黨政治多采用兩黨制或多黨制，政黨之間互相攻擊，爭取選民和席位。“故今日的政黨，黨員互相聯結，互相提攜，而期永久可以統制國家之政治，并且自信他們的政策可以增進人民之利益。”［2］故在政黨政治中，“一方面使出席議會的代表大多數都為自己的黨員，他方面使行政機關內執行公務的官吏都為自己的黨羽，這就是今日政黨唯一的目的。”在民國十七年十月國民政府頒行的《訓政綱領》中，規定“在訓政期間，訓練國民使用政權，至憲政開始弼成全民政治。”即依據“總理遺教，認定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和經驗之幼稚上，實等于初行之嬰兒。中國國民黨，既產生嬰兒之母，即產之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而訓政之目的，即以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還之政，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②訓政期間的權力配設方式為，依據孫中山政權和治權分立的觀點，國民具有選舉、罷免、創設、復決四種政權，職權由國民大會領導實施。在訓政期間，因大多數國民為“后知后覺”，其政治思想和參政能力低下，只有通過訓政的方式，由具有先進政治覺悟和施政綱領的國民黨全民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政權。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將政權托付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在治權方面，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由成立的國民政府下轄的五院行使。這樣，國民黨黨治的權力邏輯就是只有國民黨一黨才能擔負其中國國民和建設的重任，其黨治區別于西方政黨政治的關鍵點就在于一黨專政，其目的在于造成“人民行使四種政權，政府行使五種治權之國家”，其精神要義在于“以政權托付于國民黨之最高權力機關，務訓練國民，達到直接行使政權之目的”，“以治權付托于國民政府，而其最高監督之責，仍屬于中國國民黨。”③由此可見，國民黨黨治在政權與治權分開的同時，其黨、政之間是嚴格分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制定政府施政綱領，交付國民政府執行，而國民政府在實施施政計劃和方案上，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負責。這樣，國民黨就脫胎于對西方政黨的組織體系和執政方式的學習和模仿，將政黨而擴大為“國黨”，“使全國之人借信仰一主義，取同一的政策，同一的態度，以對付反革命的分子，以反抗列強的侵略，更進而為改造世界之團體，使國際和平、人類幸福，永遠確保于世界。”［2］由此可見，國民黨成為全民所有的政黨，在于其建黨理論三民主義的普適性和革命性。孫中山作為國民黨的先行者，其提出的三民主義，既是其政治主張和思想旗幟，也是對中西政治總結和升華的結果。孫中山提出的民族主義，在推翻清庭封建統治上，雖然有險隘的漢族人求解放的民族情節，但隨著帝國主義對華夏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的加劇，特別是北洋軍閥統治下民生凋敝、經濟崩潰、政治動蕩的內治現實，民族獨立首在平內亂、反壓迫。國民黨事實上也正是在經歷諸多的失敗后才毅然組建國民革命軍，開展北伐和反帝運動，體現其政黨革命性的一面。在民族主義中，孫中山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維護民族團結和共同發展。孫中山提出的民權主義，其實質在于實行平民政治。在封建專制時代，統治者有權而廣大民眾無權，政治統治實際上就是集權政治。在西方民主政治中，其政治力量的角逐受經濟財團勢力的左右，選民在選舉制上，當時還深受教育、財產等因素的影響，并不能確保全民政治。孫中山提出的民權政治，就是要賦予每個國民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利，通過權利平等，實現政治參與機會均等。孫中山民權主張的提出，為其政權、治權分立提供了理論前提。國民事實上正是因為享有選舉、罷免、創設、復決四大政權，才為其因政治能力低下、政治權利難以實行之情形下，訓政的有效開展提供了現實依據。孫中山民生主義，在于使國民黨全力發展經濟，確保全體國民能民生有保障、有發展。正是三民主義為國民黨黨治的理論內核，正是以分步舉措實施建國方略，正是國民黨堅定的革命性與戰斗性，正是國民黨的黨國一家，為國民黨實行黨治奠定了理論上的根據性。中山先生曾經說過，“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可知道中國國民黨，就是救國黨。黨既以救國為事，則黨既國，國也既黨了。黨既擴充而至于一國之大，則叫做黨治。”如此，國民黨一黨專政、以黨治國就成為以黨治天下，黨治的真實涵義就顯露無疑了。

司法黨化之析分

?一?司法黨化底蘊之定分

國民黨黨治的實行，在于將其黨的主義和主張政權化，其實質在于“一切政治制度都應該黨化。”［3］故“在以黨治國一個大原則統治下的國家，司法黨化應該看作家常便飯。”在國民黨訓政時期，黨化的目的之一在于鞏固自己的執政基礎，培養扶植民權、民氣，在“新社會思想尚待扶植，而舊思想卻反動堪虞”之時，通過政治上的黨化，避免思想上的侵蝕。在司法領域，因“司法是國家生存之保障，社會秩序之前衛”［3］，司法黨化的實行，對于防止舊社會意識的“偷藏潛伏”，推行本黨的黨義學說，解除反對勢力的司法僭越，成為鞏固黨基之大要。在司法黨化的主張中，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司法黨化等同于司法官黨化。這一觀點，實際上是“以黨治國”口號的翻版。在“以黨治國”的要求下，黨員作為構成黨的一分子，“以黨治國”往往被解釋為“以黨員治國。”［4］在此情勢下，“司法作為一種治國的事情，當然應由黨員主持。”這樣，黨員就完全壟斷了司法權的行使。如此，由黨員主持的司法就被稱為“黨化司法”。就黨化司法的這一定義來講，有以下幾點缺陷：首先是與總理遺教中對黨員的職責定位相違背。在孫中山對黨員的一次訓詞中，他講到，“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以黨治國的這一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所有的黨員都要做官才是治國呢？如果黨員目的存在都是以為要用黨人做官才是以黨治國，那種思想便是大錯。”并且，孫中山認為，“在一個時期或者一個地方于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于黨外不可。”可見，中山先生所講的以黨治國并非完全排除非國民黨人對政治的參與。其次，司法黨化并非完全指司法人員的黨員化。依據國民黨司法院長居正的觀點，司法黨化指“司法干部人員一律黨化”，“所謂司法干部人員，就是指各級法院之推檢而言。”［3］就這些推檢而言，“因為只有他們是實際適用法律之人，只有他們是真正的法律實務家，只有他們的行動與態度直接影響人民之利害與疾苦。”這樣，就將司法院和法院中的院長以及司法行政部的人員，排除在司法黨化的適用對象之外。這主要是因為這些人員的“行動和態度也可以影響于人民之利益與疾苦，但大多是間接的，人民對于他們的認識決不如司法官之親切。”就司法黨化的適用而論，可見“司法黨化必須注重司法官黨化，至于司法行政人員及司法系統機關長官之黨化，還屬次要問題。”［3］最后，司法官黨員化，在實際運轉中會帶來被動局面。司法作為一項專門性的技術，具有一套獨特的概念體系和技術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