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曉寧 王敏 單位：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新動向

首先，在IMF及世行中，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和投票權有所增加。近期根據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新增加的經濟實力，其在國際金融機構投票權額度也得到適當調整，新興工業化國家在IMF的額度增加5%，在世行投票權增加至少3%。這種調整意味著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在國際經濟事務中擁有更大話語權，并將最終觸及國際經濟秩序的核心結構及規則。

第二，重新定位SDR的國際貨幣功能。當前國際貨幣體系在儲備貨幣發行規則、匯率約束等很多方面體現出“無秩序體系”，因此導致國際金融的多重不穩定性（喬依德和徐明棋，2011）。由于國際儲備多元化中的“多元化”既包括主權國家信用貨幣，也包括黃金和特別提款權（SDR）非主權貨幣。

目前，針對SDR的改革包括一些試探性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適當調整SDR的發行和分配。最近一次SDR分配由2009年4月的倫敦20國集團首腦會議商定、經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認可的1.1萬億美元計劃的一部分而提出，IMF執行董事會支持分配相當于2500億美元的SDR，通過補充基金組織186個成員國的外匯儲備向全球經濟體系提供流動性。這相當于有近1000億美元新分配的特別提款權將提供給新興工業化市場和發展中國家。

第二，調整SDR一籃子貨幣權重。IMF決定以一籃子貨幣作為SDR定價基礎以保證SDR作為儲備資產的穩定購買力。自2011年1月1日起，根據四種主要貨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的作用賦予下列權重：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2005年審查的權重依次分別是44%、34%、11%和11%）。第三，增加SDR一籃子貨幣幣種。增加一籃子貨幣幣種尤其是增加新興工業化國家貨幣，是儲備多元化和建立競爭性貨幣體系的必然要求。近十年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主的新興經濟體保持了快速增長，因此有必要考慮將這些國家的貨幣納入SDR籃子。第四，增加SDR使用范圍。國際社會對擴大SDR使用范圍的建議主要有四類：增加官方SDR規模并擴大其作為儲備資產的用途；增加新的SDR資產；發揮SDR作為記賬貨幣的作用；調整SDR的貨幣籃子以增加其吸引力（王信，2011）。在擴大用途方面，可以考慮發行SDR計價的債券，充分運用SDR作為國際貨幣的功能。

第三，強化G20在國際經濟問題中的作用。G20成立初衷是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中的發言權，防止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那樣的危機再次出現。次貸危機前后，G20舉行了五次會議，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也多次舉行，例如2008年11月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把保持全球經濟復蘇作為焦點問題，將金融監管問題作為最熱議題。G20歷次會議都涉及發展中國家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等熱點問題，凸顯了國際金融危機中實行跨國宏觀經濟調節的重要性（黃范章，2010）。通過全球金融峰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當前國際金融突出問題共同深入探討，并在危機處理和國際政策協調等方面達成廣泛共識。從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層面來說，目前G20最突出的成果是增資IMF和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各國將為IMF增資5000億美元，并允許其發放250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使得IMF的“救濟彈藥”達到1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未來趨勢

各國針對當前貨幣體系缺陷提出的應對措施仍處在試探性階段，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有關探討以及對其未來的把握，主要有以下3個方面：

第一，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不同國際儲備貨幣制度切換和重組，需要長期的漸進式演化，因此在較長時期內由一種或多種主權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狀況將持續下去。單一儲備貨幣相對于多種貨幣共同作為儲備貨幣弊端更明顯，因此使用多種主權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較之采用超主權貨幣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從全球外匯儲備規模和比重來看，圖1、圖2、圖3顯示出國際儲備貨幣多樣化的趨勢明顯，特別是在歐元誕生后。

第二，改革IMF等國際組織。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在21世紀對IMF總借款規模的下降，IMF對各成員國影響力下滑。而且，IMF作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管家，在這次危機中的作用不很明顯，需對自身問題進行相應改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改革傳統決策權結構。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在決策上擁有絕對優勢，IMF和世界銀行由20多名執行董事進行決策，其中只有幾個主要國家擁有獨立席位，其他董事席位分別由幾個國家和幾十個國家遴選（黃范章，2010）。現階段，發展中國家投票權雖然增加，但并未根本改變當前格局，需繼續對傳統決策權的結構進行改革。其二提高危機應對能力。這次危機暴露了IMF作為國際組織的局限性，特別是在風險監測和應急處理方面能力的欠缺。因此，未來應積極加快IMF職能改革，加強對金融風險和金融波動的管理，為世界經濟快速平穩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第三，超主權貨幣和世界性央行及監管。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弊端是由主權信用貨幣作為本位貨幣引起的，因此超主權貨幣作為本位貨幣的優勢十分明顯，創造與主權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周小川，2009）。超主權貨幣必須存在對應的發行和管理機構，以及配套發行機制和監管措施。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后，國際社會一直在朝這方向努力，但這一想法受到技術、制度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仍停留在理論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