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濱森 謝和生 李智勇 韓明臣 單位：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科技信息研究所 浙江省林業廳種苗管理總站 廣西林業勘測設計院森林資源與環境監測中心

有意識實踐期進入20世紀上半葉，城市森林建設開始了各種有意識的實踐活動。美國林學家Miller在1910年提出了“林學家的陣地就在城市”的觀點［1］。之后，城市森林建設突破了潛意識的實踐階段，開始了有目的、有針對性的建設。其中較為典型的是1930年莫斯科開始實施以改善和美化環境為目標的被稱為“綠色城市”運動的城市改建，并于1934年把其周圍50km范圍內的森林納入專門為城市服務的特殊森林類型來進行經營管理，并構成了莫斯科城市森林的最主要部分［5］。

概念形成期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末的30年是城市森林概念正式形成的階段。當時部分發達國家將城市區域納入林業的研究重點，逐漸形成了一個林業領域的重要交叉學科———城市林業，并受到了世界各國和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同時在城市生態環境建設和城市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發揮著愈加重要的作用。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就是城市森林的有關概念逐漸形成并廣泛傳播，而且出現了一系列促進城市森林建設的活動、組織和相應的法律法規。“城市森林(urbanforest)”一詞首次出現在1962年美國肯尼迪政府戶外娛樂資源調查報告中，而作為一個正式概念則是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ErikJor-gensen教授于1965年首次提出［6］。美國林務局也在1965年提出了第一個城市森林發展計劃。在隨后的70年代里，美國建立了一系列推動城市森林建設的組織機構和相關法規政策。1970年，首個專門研究城市森林對人口密集區居住環境的影響及改善途徑的研究機構Pinehot研究所成立。次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稱為8817號議案的城市林業環境計劃。1972年美國通過了一部專門針對城市森林建設的法律———《城市森林法》。同年，美國林業工作者協會設立了“城市森林組”，專門負責組織研究城市森林及其有關學科［7］。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76年合作森林資助法”的修訂，其中第6部分的內容重點強調了城市森林建設。1979年加拿大也成立了專門為城市森林建設服務的“城市森林咨詢處”［4］。除了2個北美國家之外，在歐洲，以英國為主也開始引入城市森林的有關概念，自1988年召開第1次全國城市森林會議以來，在英國逐漸形成了由各種組織和私人機構組成的促進全國城市森林建設的網絡，而且城市森林的有關概念在這些組織之間也開始形成和傳播［8］。

大發展期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是國外城市森林建設的大發展時期。根據美國近年來的森林資源清查與分析(FIA)，美國全國城市地區(都市、城鎮人口在2500人以上的聚居區)平均有27%的林木覆蓋率，這些城市大約擁有40億株樹。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間，在聚居中心人口超過2萬以上的城市地區，森林面積增加了將近2000萬hm2。有關城市森林建設的組織也有了大發展。例如，截至2008年，美國與城市森林有關的社團就多達3402個［9］。除了歐美國家城市森林建設的大發展外，亞洲的日本也不甘落后，曾在1990年提出要在全日本建設10座“森林城”的規劃。現在橫濱和北海道等地的“森林城”已具規模。發展中國家的“森林城”建設也在很快地發展，如危地馬拉市開展的“綠色城市”運動都已有明顯成效［5］。這一時期的城市森林建設非常注重規劃，并且將城市森林建設規劃相關內容納入到城市總體規劃之中。1991年初，莫斯科在開展新的城市規劃時就把建設生態環境優越的莫斯科作為最終目標之一，規劃建設了市區的街心花園、林蔭大道和市(區)級公園，加上郊外的森林公園和防護林帶，構成了莫斯科現代城市森林的基本格局。德國的慕尼黑曾計劃從1992年開始用25年時間建設10多個綠化帶，將城市的綠地與城市周圍景觀通過城市總體規劃銜接起來［10］。1994年英國的大倫敦規劃強調了城市森林建設，規劃在4個環城帶中建設了16km的綠化帶。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外城市森林建設更加受到重視。各大城市紛紛把城市森林建設作為新世紀城市大發展的重要內容，包括美國的紐約、洛杉磯、亞特蘭大，韓國的首爾和釜山，日本的東京，以及印度的新德里等［5］。

國外城市森林建設驅動模式與實踐

從國外城市森林建設歷程可以發現，無論是早期潛意識的建設時期還是現代積極的大發展階段，無論是公共部門、私人部門，還是自愿者組織等機構的參與，都體現出了國外城市森林建設背后所隱含著的巨大驅動力量。下面通過國外城市森林建設的主要實踐活動深入挖掘和歸納不同城市森林建設的驅動模式。

1生態主導驅動模式生態主導驅動的城市森林建設主要源于人們對改善和解決城市化、工業化造成的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的迫切需求，通常有2個層面的表現。在社區層面，正如Gerhold［11］指出的那樣，如果人們在自己的社區里不常看到樹木，不易呼吸到新鮮空氣，他們就會去說服社區領導或管理者，要求開展一個良好的樹木計劃，改善社區居住環境。在整個城市層面，這些迫切需求的驅動結果就是通過城市森林建設對現有的城市生態系統進行擴建或者改造，又或者根據城市發展的新要求進行新的城市森林建設規劃，形成與城市發展相適應的城市森林生態系統，改善和保障城市生態環境。危地馬拉市于1986年開始的“綠色城市”運動就是為了改善城市形象與生態環境而開展的［12］。美國的匹茲堡、芝加哥和洛杉磯的城市森林建設也屬于典型的生態主導驅動模式。在19世紀以及20世紀初是匹茲堡和芝加哥2大城市快速工業化的時期，鋼鐵廠等重工業工廠的濃煙和廢氣等污染物彌漫著整個城市，嚴重破壞了城市原有的生態環境。經過長期的城市森林建設，現今這2個大城市的環境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洛杉磯在經歷了人口和車輛的高速增長的同時，其城市空氣中的煙霧水平卻隨著城市森林的建設而明顯下降［13］。這主要得益于城市森林最為基礎的功能———生態功能。根據美國森林資源清查與分析(FIA)，美國的城市樹木每年清除的污染物(臭氧、空氣懸浮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達78.3萬t，儲存7.76億t的二氧化碳，碳吸收率為2510萬t/a［9］。

2經濟主導驅動模式經濟主導驅動的城市森林建設源于人們對城市森林直接或間接經濟效益的追求。其直接的經濟效益包括木材、林果和林副產品等收益，還有游客在森林公園旅游或游憩活動中各種直接經濟消費帶來的收益等。更重要的是城市森林建設能夠間接帶動商業區、城市有關產業，乃至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Wolf［14］曾經就商業區中的林木對零售業的潛在經濟貢獻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這些商業區的林木是吸引消費的重要環境因素之一，從而促進了許多商業人士和私人對城市森林建設的支持和投入。從整個城市來看，政府部門希望通過城市森林建設提升城市的形象，創造良好的城市生態環境，吸引更多的游客和經濟或商業投資者，從而促進城市的經濟發展。例如，英國伯明翰西北部的歷史工業重鎮的工業發展已有200多年的歷史，為此曾在該區域留下了大量的廢棄土地和荒地。為了重振經濟，為經濟投資提供一個更有吸引力的環境，英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在該區域實施“綠色計劃”中的城市森林建設。現在當地的政治人物、規劃和管理者以及城市居民都已經意識到城市森林建設對當地城市經濟復興的重要作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