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超 王敏 單位：攀枝花學院工程技術學院

現代信息經濟學、企業理論、博奕論、制度經濟學等的前沿進展，堅持了新古典經濟學，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全市場的基本原理，放松了其嚴格的理論條件并把它應用于現實經濟學生活的機制設計、制度設計、競爭策略、企業運作等真實問題中，從而使新古典基本原理真實化、情景化、可應用化，完成了西方經濟學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飛躍。本文對宏觀經濟學歷史學派科學哲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方法論立場、制度生成路徑、不同制度之間的比較分析等問題上的一致和相關性作出一定的分析與探討。

一．宏觀經濟學的整體主義方法論

制度經濟學正是與“范式論”的這兩點思想保持了一致和相通。一是它把整體主義的方法論作為分析經濟制度問題的出發點和立場。二是堅持與新古典主義的不相容，對資本主義市場自動出清的理想假說持批判態度。制度經濟學否認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靜止的和完全的市場均衡，認為它不過是理論上的一個抽象而已。他們認為，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內容不同的要素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的整體相互關聯，只有從動態的整體效應中，從情景的生成變化中，才能把握社會經濟系統。制度經濟學在社會經濟問題上堅持系統整體觀，因而他們選擇的是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而不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偏重于強調集體作用，他們認為集體對于個人選擇有控制作用，制度本身也是一種長期的集體行動的結果，只有通過對于制度、集體行動的邏輯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個人經濟行為的作用和方向。

二．基于經濟制度演化生成的宏觀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家們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因果動態過程”，是一種因素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的演化過程，所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靜態分析不能進入到實質層次，必須使用歷史、文化、社會的制度變遷分析方法，只有這種歷史主義的史實分析方法，才有助于經濟學克服目前危機，達到創新。一些制度經濟學家也因為他們在跨學科的基礎上對于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之間內在聯系及制度的演化生成作出的精辟分析，使其原理成為社會經濟分析方法的新的規范。經濟學家凡勃侖把投資銀行家、工業巨頭、企業家、法律設計家等歸納為穩定的禮儀制度的一部分，而技術員、工程師、技術工人則歸結為動態的技術過程。這兩個過程的結合，引起了經濟增長、企業組織變革、結構調整、經濟波動和周期、利潤形成、國家起源與政府管制、勞工沖突、社會制度演進、財產分配等重大變化。一定意義上講，從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從博弈進化論分析，這也可以認為是經濟演進過程中各個局中人，出于自利的考慮，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由于受制于其它局中人而作出的一種動態博弈過程。這是制度經濟學的一次重要的系統集成與創新。

三．宏觀經濟學對社會經濟價值的功效

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無論早期還是晚期，都承認并高度評估作為認識主體的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的價值判斷、選擇傾向、心理預期、思維趨勢、個人偏好、自然信念、美學標準及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團隊文化”、集體意識等在科學理論假說的提出、檢驗評價、不同理論之間的競爭力構成等重大問題上的作用和潛在的影響，關心人的主體性問題。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家甚至認為，科學理論模型與假說的競爭是科學家本人或科學共同體的利益之爭和實力對抗，如同政治領域中的競選一樣，依賴于渲染力、勸服藝術、語言表達與感化等，具有明顯的主體性。

通過分析科學史實和科學案例，庫恩指出“政治革命起源于政治界的小部分人越來越感覺到現存制度對于由它們造成的環境所提出來的問題，已經不再能夠充分地應付。同樣在科學革命中，由于科學界的小部分人越來越感覺到：現存范式在它本身以前曾領過路的、對于自然界一個方面的探索中已不再能夠起充分的作用。隨著危機的加深，越來越多的人為在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制內部改造社會的具體綱領而獻身，這樣社會分裂為相互斗爭的黨派，一個試圖保衛舊秩序，另一個則試圖建設新秩序，因為沒有公認更高級的權力機構可以為雙方的糾紛仲裁。筆者認為，庫恩的分析也可以用來分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計劃的大公司體制與市場的小公司體制等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庫恩認為范式如同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一樣重要。范式在整個科學知識生產和“解難題”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正如制度在經濟體系和資源配置中的關鍵作用一樣。

新老制度主義者都堅持制度最重要的思想。在行政領域和企業內部的政治和準政治問題上，是通過談判而不是通過自發市場來發現均衡點。制度是有效且也是高效率的，制度可以減少不確定性，從而促進交易的發生和完成，協調利益沖突，降低交易成本。制度是一個變化的經濟變量，而不是既定和永恒不變的，制度制約著個人選擇。以不完全合約，交易成本理論、博弈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當代制度經濟學高度重視制度在資源配置和企業運作中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