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能全 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建國六十年來，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國家司法體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法律權威和法律信仰得到逐步強化，全社會正在形成尊重法治與自覺守法的良好風尚。但毋庸諱言，我國法治水平還處在較低層次，公平正義價值目標彰顯還存在著諸多不足，等級特權觀念與集權思想意識還在一定社會層面存在。具體到刑事司法領域，盡管刑事訴訟法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司法改革與量刑程序規范化改革持續推進，但由于刑事司法整體權力配置未作任何調整，加之配套制度未能全面建立，刑事訴訟中的老問題在沒有得到徹底解決的同時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例如案卷筆錄中心主義的形成，檢察官對刑事程序控制程度加強，合議法庭受控方左右甚至被支配現象時隱時現;被告人的主體地位與辯護權利在復印件模式下更加惡化;程序的正當性仍然嚴重不足，我國刑事程序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現狀未得到根本改變。［1］這既與刑事司法系統諸要素結構功能缺損密切相關，更與其外部環境條件缺失不無聯系。本文嘗試全面分析我國刑事程序法治建設進程中存在的社會生態環境障礙，提出破解具體舉措，旨在開辟中國刑事程序法治的全新改革道路，最終通過刑事程序法治全面推進國家法治，從而增進人民幸福，拓展人民權利，最大限度地促進公平正義在刑事司法領域內全面實現。

一、刑事程序法治的普遍價值及中國刑事程序法治進程簡要回顧

刑事程序法治是國家法治的核心領域與關鍵環節，刑事訴訟作為解決國家與個人之間嚴重沖突的法律機制，必然關涉公民個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因為它是以發現犯罪、證實犯罪和懲罰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司法活動，通過對罪犯的必要懲戒達到消除其再犯可能性，警示社會其他公民并保障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為目的。但是，尊重和保障個人人權是所有法律制度的最高目的和最終價值取向，維護社會秩序是必要的，但不得隨意剝奪公民個人人權。“國際公認的原則是不得以犧牲司法公正或威脅基本人權為代價來控制犯罪或建立秩序。”［2］(P4)

況且，社會是由所有公民個人組成的共同體，每個人的基本人權保障又構成社會利益和社會秩序的重要內容，個人基本人權被侵犯將直接危及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和諧。鑒于公共權力擴張和濫用的高度危險性，在懲罰犯罪的同時，更有必要預防與遏制公共權力對于公民人權的侵犯，有必要對公共權力進行分解以實現相互制衡成為國家刑事司法運作的重中之重，刑事裁判也由此構成公民人權保障的最后制度屏障。刑事司法理性運作直接關系著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社會秩序的有效維護與公民個人權益保障等重大問題，其解決嚴重爭端的基本方式決定了對于公民人權處分的嚴重性與廣泛性，刑事司法運作正當性水平成為了衡量刑事法治乃至國家法治的根本標志。而且，刑事司法本身處于國家活動的核心區域，刑事程序法治由此構成國家法治的關鍵環節。刑事程序作為規定國家專門機關與訴訟參與人推進刑事訴訟活動的行為規范和步驟程式，其制定和實施直接決定和影響著公民個人的基本人權，故而必須對刑事司法行為進行嚴格的程序規制與嚴密的司法控制，刑事訴訟法的動態憲法特征正是由此而決定的。從西方主要國家法治歷程可以十分清晰地判斷刑事程序的發展演變儼然構成了國家制度發展的主旋律，從最早英國的《自由大憲章》到現代《聯合國憲章》乃至今天完整的國際人權法體系可以看到一根鮮明的紅線，那就是刑事程序正當化貫穿于整個人類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興衰更替，貫穿于社會制度從神治模式經人治模式最終發展到法治模式的漫長歷程。難怪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感嘆到，“刑事程序的歷史，清楚地反映出國家觀念從封建國家經過專制國家，直到憲政國家的發展轉變過程。”［3］(P143)

中國法治進程肇始于清朝末年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我中華民族之際，亡國滅種的危險迫使國人變法圖強，思想觀念更新與制度變革探索風起云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創立的“中華民國”吸收借鑒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法律理論，創設了五權分立、司法獨立的新型司法制度，確立了罪刑法定、無罪推定、有效辯護、自由心證等現代刑事訴訟諸原則，民國歷屆政府也都不同程度地推進了中國法律制度近代化進程。新中國成立之初，總結繼承了革命根據地時期刑事司法基本經驗，確認和肯定了諸多現代刑事訴訟的思想、原理與制度，推動了刑事訴訟制度的繼續發展。但是在50世紀50年代后期，國家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十分曲折的發展階段，乃至“十年動亂”時期全面陷入停頓。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制定頒布刑事法律之后，刑事司法才逐漸做到有法可依，國家及社會生活也才走上法制軌道。但由于法治文化根基比較薄弱，立法技術欠缺，該階段刑事司法著重于社會秩序的維護而突出嚴厲打擊犯罪，公民人權保障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受前蘇聯影響和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理論的片面理解，相當時期比較強調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政策是法律的靈魂等傳統思想理論，嚴打刑事政策也一度成為政法工作的指導思想與最高準則。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與國際交流的不斷增多，保障人權與國家法治日益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并最終入駐國家憲法，刑事司法如何實現在有效懲罰犯罪的同時保障人權，這個制度根本問題就必然成為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熱點。1996年刑事訴訟法與1997年刑法相繼修改標志著中國刑事法治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刑事法典相繼完善反映了國家法治的根本訴求，表達了人們對刑事司法公正所寄予的熱切期盼。當然，從中國法治道路的百年追求來看，中國對于法治道路的認識探索與西方國家有相當差異:西方國家屬于自覺主動選擇，有學者就指出，西方憲政是西方社會、文化自然演進的結果，是傳統發展不期而至的產物。［4］(P61)中國則是不自覺被迫選擇，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政像我國的這么多災多難。那就是，在國難重重中醞釀和準備憲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實行憲法。［5］(P279)很大程度上，西方國家將法治看作實現公民人權的唯一手段;中國則將法治看做是國家與民族強盛的必經之路。這一關鍵結點不可忽視，因為國家法治宏觀大環境恰恰決定和影響著刑事程序法治進程的自身面貌與具體狀況，國家法治的工具色彩必將深刻作用于刑事程序法治的微觀結構。

二、中國刑事程序法治的社會生態環境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