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文書 單位：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在華美文學中，歷史具有特殊作用，不僅是眾多華美文學作品的大背景，更是若干華美文學經典作品的核心主題:湯亭亭(MaxineHongKingston)的《中國佬》、徐忠雄(ShawnWong)的《家園》、趙健秀(FrankChin)的《唐老亞》、黃哲倫(DavidHenryHwang)的《鐵路與舞蹈》等都直接以華美歷史為題材，對華人勞工修筑太平洋鐵路的這段歷史尤為用心。在華美文學研究中，對這些作品的批評有兩種基本方法:一是把它看作歷史，以還原歷史真相為旨歸，以歷史上發生過的真實事件，對比華美文學中的歷史再現，討論小說中的華美歷史再現對當下華美的社會政治意義;二是把它看作后現代歷史敘事，用后現代史學方法，關注文本的敘事特征，以發現和解構歷史敘事中的虛構性為目標，討論其中的矛盾、含混、不確定性等后現代歷史敘事學特征。

這是兩種相對立的方法:前者以歷史的真實性為前提條件，以歷史的真實再現為目標;后者以歷史的虛構性為基本假設，放棄對歷史真實的追求，以揭示所謂的“真實歷史”的虛構性為目的。在理論闡釋多元化的今天，用兩種完全對立的方法來解讀相同的文本并不矛盾，批評話語之間的差異也不奇怪。本文感興趣的是，利用兩種對立的研究方法卻能夠得出驚人相似的結論。無論是用傳統的史學方法還是用后現代的史學方法，華美歷史小說的評論者往往會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華美的歷史寫作顛覆了扭曲并掩蓋華美經歷的美國官方歷史，矯正其謬誤，填補了官方歷史中華人經驗的空白，發出了被官方歷史消泯了的華人聲音。

無論是從其創作年代還是從其創作手法上看，湯亭亭等人的華美歷史小說都可以歸入琳達•哈欽(LindaHutcheon)所說的“史學元小說”(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實際上，湯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國佬》正是哈欽討論歷史元小說時所用的典型樣本之一。這種后現代歷史小說通過再現歷史，達到解構歷史的目的，通過揭示歷史敘事的虛構性，解構歷史的真實性，顛覆歷史的權威。根據哈欽的定義，史學元小說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特點，它一方面“指向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一方面又具有“強烈的自我否定性”(intenselyself-reflexive)(5)。也就是說，它既有探索歷史真相的訴求，因此具有現實的社會政治意義，同時又質疑歷史的客觀性，掏空了其社會政治意義的邏輯基礎。

包括華美歷史書寫在內的后現代歷史小說無疑具有社會政治目的，這是哈欽理論思考的基本假設。哈欽承認，后現代歷史小說“對歷史小說的文學傳統和模仿說的局限性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但同時又能夠通過文本把讀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連接起來”(5—6)。但她直接把這個命題當作其史學元小說理論的前提，并未討論文本如何使讀者和現實世界連接。在后現代史學觀的框架下，華美后現代歷史書寫的自我否定性與其強烈的社會政治訴求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有若干問題值得思考:首先，在歷史的客觀性受到普遍質疑的后現代語境下，華美歷史書寫如何能夠再現歷史?再者，如果說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屬于旨在解構歷史客觀性的后現代歷史小說，它如何能夠超越后現代歷史書寫的自我否定性，產生積極的社會意義?總之，如果說后現代歷史小說能夠連接讀者和現實世界，使華美后現代歷史書寫有可能產生積極的社會意義，那么這個連接點何在?華美后現代歷史書寫的矛盾對于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讀者和批評者普遍看重其中的文化歷史信息。從70年代至今，對華美作品的政治批評是華美文學批評的主體，華美歷史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受到普遍關注。為此，華美文學中的歷史真實性問題成為批評焦點之一，引起了很大爭議。湯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于1976年發表之后，在華美族群內，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所了解的讀者對作者戲說和改寫中國歷史頗有微辭，指責作者“歪曲了中國歷史和華美歷史”(Fong21—22)。從70年代末作品出版，到90年代初趙健秀提出“真偽”論，這個話題直到今天仍然時有討論。

這個話題的核心是歷史的真實性問題，此中的“歷史”包括中國歷史和華美歷史。迄今為止，在這個話題上的爭論幾乎全部聚焦于華美文學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篡改，對其中華美歷史再現的真實性問題討論不多。實際上，華美文學所再現的歷史也存在真實性問題。美國歷史上曾發生過華人鐵路工人罷工的事件，華美人士認為這個罷工事件足以反駁主流社會所建構的華美只會逆來順受的概念化形象，是昭示華美反抗精神的重要例證(Chan30)，因此成為華美文學中標志性的歷史事件。關于這次罷工，湯亭亭在《中國佬》中說，罷工取得了勝利，華工每月加薪4美元(145);黃哲倫在《鐵路與舞蹈》中說，罷工取得了勝利，華工每月加薪8美元(Hwang84)。然而，實際情況是，發生于1867年的這場罷工，由于鐵路公司斷絕了食物供應，罷工者被迫回到工地，罷工失敗了(Chan81—82)。在華美文學研究中，不少批評者質疑華美作品里的中國歷史文化書寫的真實性，鮮有質疑其中的華美歷史書寫的真實性。然而，如果說華美文學具有歷史價值和社會現實意義，那么其歷史書寫的真實性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華美文學以其歷史書寫挑戰和顛覆美國官方歷史對華美的偏見和忽視，但如果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不顧歷史事實，以一種虛構挑戰另一種虛構，其合法性和效果都值得懷疑。在華美文學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的研究中，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但基本上都被研究者忽略了。

在筆者接觸到的文獻中，只有臺灣學者張瓊惠(Chiung-hueiChang)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以一種歷史話語挑戰另一種歷史話語很有危險。真實性和客觀性是歷史的前提條件，因為華美作家是在書寫歷史，他們的寫作同樣也必須滿足真實性和客觀性的要求。因此，他們在挑戰美國歷史的同時，也為自己帶來了挑戰:他們自己的敘事的合法性也會受到質疑。(47)對于這個問題，她給出的解決思路是:華美文學中的歷史書寫不是一種歷史話語(histori-caldiscourse)，而是一種歷史主義話語(historicistdiscourse)，這兩種話語的區別在于:華美作家不是呈現過去的事件“是什么”，而是在闡釋過去的事件“意味著什么”，利用有關過去的知識來說明現在。他們提出看待華美歷史的不同視角，為他們的新的歷史主義提供證據，這種新的歷史主義認為，歷史真實完全取決于偶然性，歷史真實不是唯一的，而是多重的，觀察歷史真實有多種視角，每一種視角都值得同等重視，不容差別對待。(48)這種“新的歷史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受到海登•懷特的“元歷史”觀影響的后現代史學觀點。與此觀點相近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美文學研究者傾向于把華美歷史書寫看作哈欽所說的“史學元小說”。在哈欽的理論架構中，后現代史學元小說具有“內在的矛盾性:它企圖顛覆現存的［歷史］常規，但卻總是根據現存的常規運作”(5)。哈欽認為，史學元小說與傳統歷史小說的區別之一在于:傳統小說往往用歷史細節或歷史數據來創造真實效果，而史學元小說則以歷史記錄的真假為思考對象，有時可能“故意對某些已知的歷史事件作假，以凸現歷史記錄中存在記憶失誤的可能性，即歷史記錄有可能故意作假，也可能有無心的失誤”(114)。換言之，史學元小說以揭露歷史的不可靠為己任，質疑歷史的真實，而傳統歷史小說并不懷疑歷史具有可以認知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