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先紅 單位：湖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將歷史作為精神活動的產物，較好地闡釋了歷史敘述與人對歷史的認知之間的關系，也是中國現代短篇歷史小說采取的話語方式的最好的注腳。我們認為中國短篇歷史小說話語方式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現代白話和短篇小說的呈現方式。這三個方面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短篇歷史小說的主要特征，是通過比較的方式得出來的。作為現代文學重要一支的現代歷史小說，從外部形式上講，它與歷史文本之間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語體———文言與白話的差異。僅就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小說演變而言，就存在著由文言的史傳文!半文半白的長篇歷史演義!現代白話的現代歷史小說的轉變過程。而由“五四”白話文運動而引起的“文學革命”本身就是集語言本體論與工具論一身的思想啟蒙運動。所以，從語體選擇的角度來關注現代歷史小說的語言問題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雖然筆者并不完全贊同“文學語言的選擇永遠是一種政治事件，是一種政治無意識的觀念外化”［１］，但也不得不承認任何一種語言都有書面語言與白話兩種語體的區分，且這兩種語體在使用者、使用者的歷史認知、使用場合和功用等方面的確有很大的區別。

１文言與正史書寫

文言所代表的書面語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并不為社會的全民所用，只有少數有特權和身份的人才能學習和使用它，而由它記錄下來的典籍毫無疑問是它的使用者的思想產物并對后來的學習者產生了影響。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史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形成了官修史書的傳統，所以文言、歷史、史官的封建正統歷史認知就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特殊局面。因此，探討文言與正史書寫之間的關系，其實是分析封建正統的思想意識如何通過文言這種書寫工具滲透到它的使用者──史官頭腦中并通過正史的書寫表現出來。

１．１倉頡造書的暗示：史官與書面語

《說文•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之跡，初造書契。”后人由此斷定：一，倉頡的身份是黃帝時的史官，二，漢字為倉頡所造。姑且不論這個傳說是否屬實，但是這則引文透露這樣的一個信息：在中國古代，史官和文字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進一步還可以說，只有掌握了文字才能作史官、記錄后人所稱的“歷史”。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學習、掌握文字并成為史官的呢？回答是否定的。我們可以從中國古代“學在官府”的狀況看到：學習文字其實是少數人的特權。《漢書•藝文志》源于劉歆《七略》，在敘諸子十家時，皆謂出于某官，如“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２］其實這里的某官，就是周代王官之所掌。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原道》中闡發道：劉歆蓋深明乎古人官師合一之道，而又以知私門無著述之故也。何則？其敘六藝而后，次及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蓋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為某氏之學，失而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書之義也；其云流而為某家之學，即官司失職而師弟傳業之義也。其云失而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謂生心發政作政害事。辨而別之，蓋于庶幾于知言之學者也。［３］由此可見古代的文化要典都由百司之史掌握，所以有“百家之學，悉在官府”的說法，而能夠接近要典并向百史之官學習者，也只有公卿子弟，所謂庶民則完全沒有這樣的機會。直到周代衰亡之際，王官失守，散為諸子百家，民間才得以師弟子的形式傳授知識。私授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文化傳播的范圍，但是他們授課的內容———也就是課本仍舊是用古代語言寫成的六藝和諸子百家的典籍，而不是私塾老師自己的著作，孔子的“述而不作”應該是這個方面的有力證明。也就是說無論是官學和私學的授課內容都來源于以史官為代表的人所做的著述中。據此可以得出書面語的如下特點。書面語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創造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書面語言的使用幾乎成了一種特權和身份的象征。它之所以被蒙上一層意識形態的面紗，與書面語言的以下特點有關：１）書面語言作為人類文明的創造物，與口語相比，需要通過教育才能夠獲得，所以在人類物質水平不發達的一段時間內，它的獲得和受教育機會一樣只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那少數人幾乎就是特權階層和統治階級的代表。２）書面語言可以通過媒介得以保存的特點使人類社會活動通過書面語言的形式流傳下來，而人類社會活動如何書寫就只能由上述少數懂得書面文字的人所決定。如果將文字書寫當作聲音的另外一種形式，那么后世聽到的聲音只有特權階層或統治階級的聲音，而只會使用口語交流的大多數人的聲音早就在歷史的時空中蕩然無存。在這種意義上，書寫能力就意味話語機會和話語能力，也意味著被歷史記憶的可能性。３）書面文獻作為后來教育所使用的資源，它所承載的少數人的思想同時被傳達到受教育者那里，對受教育者起到一種浸潤和同化作用，所以，書面語作為語言被受教育者學習的同時，它所承載的思想和意識也被接納和吸收，并作為一種身份資本而一再得到尊奉和宣揚。在這種層面上說某種語言的使用者就是某種思想的遵循者并不過分。從而，語體的不同選擇就昭示著使用者不同的社會身份和不同的使用目的以及對事物的不同認知。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在《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于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中說“智力和語言只允許和要求有相互適應的形式”，雖然指的是不同語言與民族精神的關系，但我認為它同樣適用于討論同一種語言中不同的語體與使用者思想之間的關系。當時的文言只能為以史官為代表的少數人使用，這些使用者所受的教育乃是與統治者密切相關的正統思想。這一點，可以從史家修史的原則和觀點中得以明證。

１．２歷史、文言與史官的封建正統歷史認知

我國史書的寫作濫觴于孔子刪定的《春秋》和傳為左丘明著作的《春秋左氏傳》。經過后人闡發，“孔子刪定《春秋》”是孔子“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禮數，籍朝聘而正禮樂，委婉其說，隱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４］１１可見孔子所撰《春秋》并不完全是魯國歷史的原貌，而是根據孔子“勸惡揚善”、“提倡王霸、王道”、“強調以封建等級次序為核心的‘禮’”的目的對原有歷史進行重新編訂的。《春秋》為后世史書的做法開了先例，同時孔子連同其他先秦的賢士用自己的學說“奠定了整個傳統文化的話語體系”（《論晚近歷史》）。從先秦諸子大多“不用于世”的遭遇來看，他們的話語并沒有在現實層面得到實現，這就有待于后世帝王用自己的權力來產生實際效應。官修史書就是實現這種話語權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司馬遷《史記》雖然是私家著作，表達的也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但它之所以獲得正史的崇高地位，固然與《史記》在敘事、記載等方面的成就有關，也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史記》從撰述目的到實踐都是符合儒家正統思想的。從他推崇孔子的話來看，他的“古今之變”還是以王道為依據的。從各下面史家的論述也可以看出來這一點。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之廢，王道之大者。”［５］荀悅《漢紀》：“夫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于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第十六》：“開辟草昧，歲紀綿綿，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原乎載籍制作業，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征盛衰，殷鑒興廢。……是以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予奪，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６］劉知己《史通•直書第二十四》：“況史之為務也，申以勸誡，樹之風聲。”［４］２４９劉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制第一》：“用使之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為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４］３８９司馬光《資治通鑒序》：“其所載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辭令淵厚之本，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７］官修史書作為各個朝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它的理想宗旨就是將這個“道”通過“撰述”的方式在歷史中得以表達、并幻想帝王能借鑒學習歷史成為“道”的完美體現者。中國各朝各代的明臣賢士也無一例外的都是“忠君”、“重道”的表率。幾千年過去了，他們所遵的“道”還是“先王之道”，而且始終堅信有那么一個“道”可以貫穿歷史，經天緯地。這樣，文言、史書、儒家正統觀念三位一體的局面也得以形成。文言的簡潔、古奧、莊重、正式等特點也在經典的一再重復、歷史的一再撰寫的過程中得到強化和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