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黃竹勝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法學院

形成法律理論并通過法律理論來描述、解釋和批判法律實踐、進而推動法律實踐、指導法律實踐，是法理學的基本工作方式和工作目標。但是，在何為法律理論、其存在形態為何、有什么內在的規定性等本體性的問題上，法學界并沒有形成基本的共識，這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法理學的學術交流和法學工作者創造、傳播和應用法律理論的自覺性和有效性，同時也妨礙了法律理論對法治實踐的功能發揮。因此，從法律理論的生成過程、存在方式以及作用機理對法律理論進行本體性的分析，以提高對法律理論的理性把握程度和應用法律理論的自覺性和有效性，就成為法理學未竟的、有學術價值的一項理論工作。

一、何為法律理論

雖然對法律理論這一概念人們耳熟能詳，但是進一步追問法律理論的規定性、法律理論存在方式、法律理論的表現方式等深層次的問題時，人們馬上就會陷入失語的尷尬狀態。究其原因，與法學界對法律理論是什么這個問題沒有形成基本的共識有關，也與法律理論表現方式的復雜性和形成的根據的多樣化有關。就國內學者來說，比較習慣于應用法學理論這個概念來表達，其含義有時被作為法理學的同義詞[3]，偶有學者應用法律理論這個概念[3]，并將其與法學理論作出區分，但是法律理論與法學理論的差別何在，語焉不詳，深入論證的也不多見。國內學者對法學理論的理解[4]比較寬泛，其基本的含義：一是指稱與法律實踐活動相對應的、作為法律思維成果的系統化、一般化的法律陳述、法律說明和闡釋模式，是法學工作者經過對法律現象的高度抽象后所形成的認識成果；二是從法學學科和法學知識的分類的意義上來稱謂與法律實踐活動所不同的抽象化了的法律知識系統。[1]從第一層意義上看，法學理論是作為一種法律思維和法律思考的結果所表達出來的，是意識層面上的東西。它與法律理論存在著基本含義在內核上的共同性，也即是對法律現象的一般性、系統性的概括和總結，兩者的差異在于法學理論包括的范圍大于法律理論，前者除了包括法律理論外，還涉及到法歷史學理論、法社會學理論等并不是直接以法律規范為描述對象的理論形態，甚至還包括以哲學理論、政治理論、道德理論來概括法律現象所形成的法學理論[1]。從第二層含義上理解的法學理論實際上與法律理論是同義詞，學者們對兩者并不作嚴格的意義上的區分[3]，兩者是同一回事。

就國外學者的觀點和主張而論，對法律理論的理解則存在著不同于國內的認識和觀點，特別是在德國的法學家中，法律理論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有的學者是從法學學科的意義上來分析法律理論這個概念的。考夫曼教授在辨析法哲學、法律理論、法律教義學三者的關系時，就認為法哲學是將法學中的基本問題以哲學的方式加以探究和回答的，它是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非法學，它與法律教義學的區別在于對象的不同[5]，法哲學沒有具體的實義客體，而是以法的整體為思維對象，而法律教義學[6]總是在體系范圍內論證，它以未經檢驗即視為真實的條件為前提。[7]法律教義學以處理規范性視角下的法律規范為主要任務的法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現行有效的法律規范，以其司法適用實踐為考察中心，來解釋法律規范中的概念和規范的意義，同時為具體案件的解決提供理論、理由和原理的學問[8]，法哲學與法律教義學兩者并不相同，無法相互取代對方[6]。對法哲學與法律理論的關系，考氏認為兩者的區別很不明確，無法得出精確的區別，兩者的不同之處僅僅在于動機，法律理論是從法哲學中解放出來的理論努力，他們試圖從法律人哲學的方式來回答與法律有關的哲學問題，“因為至今尚未有一個可將它們區別開來的標準，充其量，人們只能確立它們各自的重心：法律理論的興趣，主要在于形式和結構上，而狹義的法哲學更關注內容，所以不做區分。”[5]從以上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在考氏的理論視野中，實際上是從法學知識和學科分類的角度來界定法律理論在法學中的地位，并將其與法律教義學、法哲學、法社會學等作為法學的學科，這種看法在德國的法學家的理論體系中似乎是比較普遍化的觀點①。

有的學者對什么是法律理論，則有不同的論述。如德國學者霍恩教授認為[1]：“法律理論產生于這樣的需求，即法律可以用一般形式從理論上來解釋，而不必討論正義問題這一法哲學的基本問題……法律理論或多或少的是剝奪了哲學基本問題的法哲學，只限于從中度抽象層面上對法律及其在國家和社會中的產生條件和作用方式，適用的方式和法學論辯的結構作一般性的論斷，”法律理論由關于法律的一般性的陳述構成，法律理論的客體是對法律的一般理論性的描述[1]。很顯然，霍式把法律理論作為法學認識的一種結果狀態，區別于法哲學所探究的抽象的正義理論問題，它以法律的過程作為理論概括的對象，以形成服務于法律現象認識、法律工作者應用法律、適用法律的一般性、應用性理論為主要的理論工作目標。在他看來，法律理論與法學理論是存在差別的[1]。雖然作為學科意義上的法律理論不同于法哲學、法學理論，但是我們對作為法學范疇意義上的法律理論的界定還是可以從學科意義上的法律理論的演化和發展中獲得有益的啟示。首先，法律理論是學者們試圖擺脫法學研究中過于抽象化、哲學化的法律問題的思考方式所作出的學術努力，是對法學研究對象自我限縮的結果，它將理論的目光和視野從無限的法律世界回歸到比較具體的法律生活和實踐領域；其次，這一路向也開辟一條通往法律實踐、回歸法律實際生活的理論路徑，是學者提升法學理論影響法律實際的嘗試，它試圖建立法學與司法實踐溝通的理論管道，有助于法理學形成對法律實踐的影響力；第三，預示著法學家形塑法學理論從哲學、道德、政治等領域到司法過程的轉向，從關心法學理論的體系性、抽象化程度向科學性、應用性的回歸，它的理論目標、構造方法、獲取理論論證資源和表達方式與法哲學都存在著明顯的不同，這也是形成法律方法論與法學方法論差異的法認識論上的原由；第四，在理論的表達和表述上也實現了根本的變化。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對法律理論進行如下的界定：法律理論是法學理論的一種理論形態，是對法律應用過程進行一般性概括和描述所形成的系統性論述，它是圍繞著實證法和法律應用過程而形成的具有直接的應用目的和實踐指向的法學理論。首先，法律理論也是法學認識過程的結晶，脫離法學認識過程，就不可能形成法律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理論也是法學理論的一種，是具有普遍性、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知識體系。但是，與其他的法學理論進行比較，法律理論是偏向于從規范性意義下的法律規范以及應用過程的主要環節和法律實務來形塑它的知識結構②，如法律結構理論、法律方法理論、法律解釋理論等，都是直接從法律體系和司法過程提煉出來的。其次，法律理論以客觀性和科學性為理論建構原則，排除價值判斷、倫理思考和哲學思辯等形而上學的理論思維方式，與追求規律性的、應然性的法學理論在理論旨趣上存在較大的差別。第三，法律理論是直接或者間接以司法上的應用性為理論目標的理論，帶有比較明顯的實踐指向性，以探求法律問題之答案為依歸，這與偏向正當性、價值性論證的法哲學的理論或者偏重于法律經驗的歸納和總結的法律社會學的理論是不同的。誠如學者所言“：哲學家、倫理學或政治學家的法學，也可以說是專業法學以外的法學，這些法學所關注的問題、運用的語言以及知識追求與法學內的法學有所不同，其采取外觀的立場而又企圖深入法律之內在的根本問題……故此，法學與法學外的法學之間常常處于格格不入的關系狀態。”[9]該論述實際上道出了抽象法學理論與應用法學理論也即是本文所言之法律理論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