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江波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卡爾•波普爾(1902~1994)，是二十世紀一位在科學哲學和社會哲學領域都有著重要影響的哲學家。身處英美哲學圈中的他似乎是一個異類，這不僅表現為他與諸多主流英美哲學家有著直接的思想論爭，更在于他對語言分析方法的自覺抵制。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波普爾忽略了語言的重要性。通過細致的閱讀，我們會發現，語言其實是波普爾哲學的一個重要論題，其文本中對語言的論述隨處可見。然而直到目前，其語言觀尚未受到國內學術界的足夠重視。波普爾的語言觀內容豐富卻從未得到過系統研究，論者往往是在研究波普爾的某一哲學見解時，捎帶指出他關于語言某一方面的主張，而這無疑是遠遠不夠的。筆者認為，對波普爾的語言觀應給予足夠重視，而它將成我們理解波普爾哲學的一個新視角。本文擬就波普爾的語言哲學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討，以期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就內容來看，波普爾的語言哲學思想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日常語言論、語言存在論、語言功能論。

一、捍衛日常語言

波普爾對語言的論述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語言觀是一種基于日常語言的語言觀（如波普爾自己所說：“我始終是一個常識哲學家。”[1](360)）。對日常語言的不同態度，最能反映出波普爾和他常與之論辯的分析哲學家在語言觀上的不同旨趣。分析哲學家，尤其是早期維特根斯坦及與維氏有密切思想關系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們，對日常語言是極度不信任的。在他們看來，日常語言中的詞語，其意義缺乏精確性，極度混亂，而這恰恰是由它所負載的哲學常常陷入兩難悖謬的根源。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視詞語缺乏精確意義為哲學的“語言病”，認為哲學的功用就在于治愈這種語言病。邏輯實證主義者也認定，日常語言中充斥著許多既不真也不假的無意義陳述，這些陳述表達了許多偽裝深邃而實際上沒有任何內容的偽問題。于是，他們設想能撇開混亂不堪的日常語言，建立起一種理想化的人工語言：這種語言準確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詞語的意義，因此能夠倚靠它來展開哲學討論。

為什么日常語言的詞語會缺乏意義，而人工語言的詞語卻能富有意義？分析哲學家們指出，癥結在于：日常語言的詞語多數是未經定義的，一個詞語只要是未經定義的，就意味著該詞語缺乏精確意義，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學家們希望能夠對人工語言所有詞語進行嘗試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語言中的模糊不清之處。他們相信，語言的精確性是最重要的，語言的精確性又決定于詞語意義的精確性，而為了獲得詞語的精確意義，就需求助于定義方法。定義決定了詞語的意義，通過定義的使用，可以使語言變得更加精確。分析哲學家們這種“定義決定詞語意義”的主張被波普爾稱為“語言上的本質主義”。基于捍衛日常語言的立場，波普爾對這種本質主義語言觀進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首先，定義的目標不可取，語言的簡潔清晰比精確更重要，簡潔才是語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爾看來，哲學的起點只能是日常語言。日常語言的確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詞語的意義用不著定義來決定，它可以在使用過程中將自身理性化，并始終保持清晰標準以達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們無需另行構造一種理想化的語言。波普爾矢志不渝力行簡潔清晰的語言風格主張，他的著作給閱讀者的觀感即是：表達清晰，論證簡潔，結論明確（這大概是其被譯介到中國后很快就產生廣泛影響的原因之一）。波普爾甚至視此標準為學者的一項道義責任：“力求簡潔清晰是一切理論工作者在道義上的職責，矯揉造作與缺乏明晰性則是一種罪過，把事情說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才算稱職。”[1](50)在另一處他也說到：“知識分子有責任盡可能簡單、清楚、謙虛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2](83)波普爾哲學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為人稱許的，以至于有人說他的清晰性甚至“掩蓋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語言的精確性容易導致忽視問題。在波普爾看來，精確性總是相對于問題而言，是由要解決的問題所要求的，不應該試圖做到比問題境況所要求的更精確，或者預先使詞語或表述更精確，否則，為了精確性而增加精確性，要么會以喪失明晰性為代價，要么將在無用的枝節上浪費時間和精力，從而忽略掉真正的問題。邏輯實證主義者通過將語言的表達劃分為真陳述、假陳述和無意義的陳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學問題。維特根斯坦更極端，認為根本就沒有所謂哲學問題。波普爾針鋒相對，指責邏輯實證主義最終瓦解的原因即是對重大問題（這些問題被他們認為是偽問題）的興趣的衰退，埋頭于細節，尤其是詞的意義。至于維特根斯坦，波普爾則不惜與其當面爭執“有無哲學問題”（這就是哲學思想界津津樂道、1946年10月26號發生在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的“撥火棍事件”）。波普爾認為，的確不存在“純”哲學問題，真正的哲學問題總是根植于哲學之外，例如宇宙論問題、邏輯問題，哲學家應試圖去解決問題，而不是借語言消除問題。波普爾不無自負地說：“我主張有哲學問題，并且甚至我已解決了一些。”[4](30)總之，波普爾認為，如果離開一個明確的問題，而想通過分析“本質意義”來改進詞語，獲得更豐富的內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稱這種做法為“未達到大橋之前，就試圖通過大橋”。[5](91)此外，波普爾進一步從技術層面上論證了定義的不可能——定義的先決條件的不可能，我們可以將其論證概括為“定義的無窮后退困境”。波普爾向我們指出，定義項并不能夠確認一個被定義詞語的意義，而只會將意義的問題向后轉移，轉回給定義項，而定義項中的詞語依然都像是以其作為起點的詞語一樣含糊和混亂。無論如何，定義者都必須繼續循環地定義它們，而這些詞語又會引發出新的也必須予以定義的詞語，如此反復不已，直至無窮。波普爾向我們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詞語，是不能實現的。而要擺脫“無窮后退困境”，必須承認有所謂“原始的詞語”，即未界定的詞語。定義鏈都必須是從未定義詞語開始，其意義只能夠被舉例說明，而不能夠被定義。因此，使用非定義詞語就不可避免：“如果我們不能定義一個詞語沒有什么東西會防礙我們把它們當作非定義詞語來使用，……任何定義了的詞語最后還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義詞語來定義。”[6](365)波普爾認為，對于一個詞語，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覺地使用它（而非直覺地定義它，它的意義可由習慣用法確定，或者已經知道其它概念與它的邏輯關系，其意義在使用中足夠確切），然后才可嘗試對它進行定義。未定義的詞語可能被定義的詞語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義法，是因為定義過的詞語能夠更簡潔而非更有意義地完成未被定義詞語所擁有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