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秀娟 單位：東南大學人文學院

在２００７年南京召開的阿登納跨學科倫理會議和國際生命倫理學會議上，以韋鈺院士為代表的中國科學家明確指出，當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高度時，制約科技發展的“瓶頸”不再是知識問題或智力因素，而是道德問題或倫理環境因素；同樣，以恩格哈特為代表的西方道德哲學家也認為，科學技術的最新進展如生殖干預技術、克隆技術、生物醫學技術、信息網絡技術、新能源利用技術等不斷突破我們原有的倫理架構和道德底線，使社會的倫理環境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反過來又會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２１世紀科技倫理問題越來越突出，我們時代的智識之士已經深刻意識到對科學技術進行倫理思考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因此，這使得在什么層面上思考和以什么方式切入科技倫理問題變得緊要起來，這意味著，唯有先思入科技倫理之所以成為問題的本質，才能真正進入思考科技倫理問題的視野，展現出科技與倫理相互關聯和相互契合的內在維度，進而探究出科技倫理在２１世紀發展的可能路向。

一、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視景下的科技發展之困境

古希臘科學通過沉思性的觀察方式，以“理論”的樣態呈現出來，不關涉與人們生活相關的技藝制作。在重視“思”的精神生活氛圍中，科學根本不屑于為技能和技藝的改進發揮理論驅動功能，它只是用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讓人們知道真實的原因，通過這種方式服務于人們對世界觀的理解和確立。作為“理論”的古希臘科學切近的是人的內在精神生活，沒有涉及與技藝制作之間的功能關系，而近代科學把實用目的引入到知識的基本功能之中，開啟了嶄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１］，這一維度彰顯出科學在現實生活和實踐行為中的效用性，建立了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功能關系，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是它固有的張力。近代已經架構出它們相關聯和進一步發展的橋梁，高科技的出現是這個基礎完善的結果，也是使得這個基礎進一步完善的新起點，它彰顯出了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的特征。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今天科學理論研究水平的每次突破和提高都是在與技術的每次發現和突破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實現的，這意味著“科學為了其自己的理論目的，需要一個日益精巧的、有強大物質力量的現代技術作為它的工具，這種工具是科學自己給自己生產的，就是說，科學向技術訂購了這種工具”［２］。今天的科學自身具備著技術的本質特征，科學向技術訂購的自產自銷的工具來自科學理論發展的內在要求，科學憑借技術這種工具所進行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成就，將開啟出為世界所角逐的新領域。反過來說，技術將以此領域為新的起點進行實踐并在整個世界內發揮作用，它以其經驗為科學提供滋生問題的溫床，科學以此為手段提高理論水平。從這個層面上講，科學是為解決技術在實踐中所遇到的問題而產生的，沿著技術實踐給定的方向來完成自己的使命，科學在借助工具完成使命的過程中又會發現新的東西，而這些新東西又將成為技術實踐的新起點。這個過程無須假借外力，自身就具有無限循環的動力機制，科學和技術在這種相互反饋的運動過程中共生共長、相互依存。在這種相互反饋的運動過程中，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功能關系以非常醒目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通過科學和技術完全嵌入相互之間的功能關系中體現出來，而它們的完成只能借助于科學和技術的功能關系在現實生活中的落實，并且這種落實反過來又會深化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功能關系，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一體性的鏈條式關系，不能在它們之間進行明確的區分。科學不再與技藝制作無涉，而是與現實生活的生產和應用領域相關聯，與技術緊密聯系在一起，它們的突破以彼此的發展為前提，且這種突破被迅速地應用到生產領域。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和突破找到了實驗和證實的平臺，以這個平臺為基礎，科學和技術為這個平臺提出的問題尋求新的解決之道，謀求自身的進一步發展，而它們之間的每次突破都會被快速地應用到生產領域中。

這一點即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無疑是當代科技發展最典型的特征，它的生命力源自于三者之間的彼此相互允諾，“進步”是它們可以相互允諾和得以繼續相互允諾的動力和目標。自培根以來，知識給予人類的允諾是它能夠不斷地促進人類進步，“隱藏在這一看法背后的，是認為知識或者認識的歷史可能是一個不斷的、直線發展的，即進步的歷史”［３］。科學的無限期的進步為技術的不斷進步開拓發展和選擇的空間，這一反饋的結果就是技術的進步為科學的進步拓展了提升的平臺。它們進步的內在動力對人們的現實生活的允諾，就是不斷地把它們的成果投入到生活的實踐領域和生產領域，所帶來的顯著后果是生產力的提高，而這一行為將被視作它們持續進步的新起點，以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為特征的科技發展向世人允諾的理想是它能夠給人類帶來巨大的進步。

但“‘進步’并不是一個中立的術語，它是有特定的前進目標的，這些目標是根據人類處境的種種可能性來確定的”［４］。進步并非中立性地攜帶著特定目標前進決定了進步具有特定的意圖，它的特定意圖建立在改善人類處境的種種可能性的基礎之上，這意味著它的某些特定意圖終將以改善人類處境的某種或某些其他可能性為代價，因為它不可能窮盡改善人類處境的所有可能性，并且從邏輯上來看，它也沒有辦法和能力來預先斷定哪種可能性能從根本上改善人類的處境而不至于遭受嚴重的負面效應。因此，科技發展的持續進步為了實現特定目標，對現有的生活狀況的改變或破壞，將面臨著失去從整體上真正改善人類處境的可能性，遺漏能夠真正改善人類處境的條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失去和遺漏會形成強大的負面效應，沖擊著科技發展所允諾的持續進步，并讓這種允諾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甚至有可能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當科技發展趨近這個臨界點時，它就會遭遇生存的悖論。由為著實現進步的理想要求而來的特定目標，可能會在某個方面甚至從根本上摧毀進步的理想；悖論的產生不是來自于外部，而是來自于內部。遵照科技發展內在邏輯的要求允諾進步并確定某些特定目標，勢必會把科技發展推向悖論的生存境地，因為它不可能一勞永逸地確定某些特定目標，它要求的是無限地進步和不斷地確定某些特定目標，而這些目標有可能會在下一個階段被斷然地否棄。否棄是它的內在旨趣，它指向某些特定的外在目標，而不會為這些外在目標作任何停留，它需要的是不斷地實現和不斷地否棄。在這個過程中，任何存在的目標都不能體現出存在的目的和意義，對進步的允諾而言，這些特定目標都是作為手段而被希求的，意欲改善人類處境的最初目的竟然淪落為使得游戲得以永恒進行的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