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春 劉仲林

中國的醫學、藥學曾遠遠領先于世界醫學的發展水平。但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和我國醫學教育體系本身的不足,使得整個20世紀我國科學家與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無緣。長期以來,中國科學家何時能獲諾貝爾獎一直為世人所關注,但相關討論定性分析居多,量化研究相對較少。本文將主要以《20世紀諾貝爾獎獲得者辭典》[1](以下簡稱《辭典》)為依據,以百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群體為研究樣本,對若干重要指標作計量分析,以圖獲得較為客觀的判斷———世界杰出醫學工作者成長及創造世界尖端醫學科技成就可能遵循的基本途徑。從而在理論上為中國的醫學教育、科研等創新體系提供新的量化依據。

1年齡構成計量分析

我們將獲獎者以10年為一個時間段,分析獲獎者的平均年齡構成,就可以從一個側面探討科研創新能力與科學家年齡關系的初步規律。根據《辭典》資料,可得表1結果:通過統計,獲獎者總的年齡平均在56.5歲,而且從表1可以看出獲獎者每十年的平均年齡與總的平均年齡上下都不超過5%,由此可見,50歲~60歲可能是從事醫學科學研究顯示其科學成果的高峰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從1950年以后,獲獎者平均年齡有逐漸升高的趨勢,50年時間平均年齡整整增加了10歲,如果排除第一個10年段獲獎者平均年齡偏大,可能是由于他們在19世紀的成果到20世紀初諾貝爾獎設立才得到認可的話,整個獲獎者平均年齡在整體上是一個上升的過程。出現這一現象最可能的原因是隨著科學發展,醫學工作者在基礎知識的獲得時間和不斷復雜的科研上出成果的時間都有所增加,這是一個我們應該注意的信息。

需要明確的是,幾乎所有的獲獎者并非是在獲獎當年做出杰出貢獻的,而是由于先前的某項重要成果在醫學領域內逐步得到廣泛認可而獲獎。因此,獲獎的實質創新工作往往是幾年前或幾十年前就已經完成。也就是說,處于科研第一線的年輕科學家的創新能力和潛力更值得我們關注。當然,加拿大人班廷較為幸運,他在1922年發現了胰島素,一年后就獲得諾貝爾獎。相比之下,1966年美國的勞斯“發現導致腫瘤的病毒”而獲獎,但這項成果卻是在50年以前取得的。這一現象提示我們應該關注現有的科學成果之外,還要考慮到時間因素。朱克曼曾對1900年至1972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的獲獎成果完成年代和獲獎年代之間的平均間隔時間作過如下統計[2],見表2。表2顯示:幾乎所有的獲獎者,在取得獲獎研究成果的最初并沒有立即得到認可,而是平均要等待13.4年之后,才獲諾貝爾獎。因此,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實際做出創造性工作的平均年齡,一般應在35歲~45歲之間,通常也是獲獎者處于科研創新能力的高峰時期。朱克曼也認為: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完成其贏得獎金的工作平均是在41歲。這一結論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綜合上述結果,以下幾個方面應該引起我國醫學教育科研創新時的關注。首先,由于醫學及其相關分支學科愈加豐富復雜,醫學院校的學生在獲得基礎知識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上,花費的時間可能會越來越長。如果一個學生在完成其本科到博士學業花費過長時間和精力的話,必然會影響到其以后獨立創新工作的時間。因此,在保證素質教育的前提下,如何優化醫學院校的基礎學科及其課程的設置,使得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完成其基礎知識的學習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工作。

其次,在醫學科研經費的投入上,我們當然要尊重醫學領域的權威甚至院士,但更應該關注科研第一線的青年科學家。獲獎者的年齡計量學分析告訴我們,創造世界尖端醫學科技成就的工作者一般也就在40歲上下,雖然統計也顯示這一年齡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我們依然要將中國并不豐裕的醫學科研經費主要投入到處于科研創新能力高峰時期的青年科學家身上,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醫學領域的權威由于其豐富的科研經驗和淵博的知識廣度,在科研領域的選擇和方向上做出的貢獻可能會更大一些,而不是在創新上。最后,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檢驗醫學創新成果是否優秀時,不但需要專家同行和社會認可,還必須引入時間因子。勞斯發現“因為導致腫瘤的病毒”的成果是在50年以前取得的。大多數人在取得獲獎研究成果后,要平均要等待13~14年之后,才得到醫學界的認可。因此,當今不少醫學科研成果,剛剛完成就被冠以各類大獎的光環,而這些成果是否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呢,還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懷疑的問題。因此,我們在肯定醫學創新的成果時,應該優先考慮經受時間因素檢驗的成果。

2學位結構及畢業學校計量分析

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時,首先要掌握相應領域的理論知識和技能,獲得學位越高,往往其掌握的相關知識與技能也越多,那么在以后的科研中取得突破性創新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通過對獲獎者學位結構分析,也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見表3。表3中,各個學位占總人數比例百分比相加之和大于100%,達到110.47%,這是因為有18人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又獲得其他博士學位。從上述數據我們可以看出,172位獲獎者當中僅有12人沒有獲得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占總人數的93%。因此,我們可以說,接受博士級別的教育,已經是進入現代尖端醫學科學研究領域的首要條件。那么,不同的院校會不會對醫學領域的創新有影響呢?我們將獲獎者畢業院校逐一統計,將畢業獲獎者數目前十位的學校列表如下,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前十位的學校畢業了73位獲獎者,占總人數的42.44%。排名世界前5位的研究型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巴黎大學)有四所大學出現在排名當中,這說明了什么問題呢?很顯然,只能說明名校對于培養尖端醫學科學人才的作用尤為重要。少數名校由于一流的資源優勢,培養了絕大多數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尖端醫學成就是出自少數的一流大學。通過上述兩方面分析的結果,我們應該注意到:

第一,如何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提高我國博士的數量,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工作。創造世界尖端醫學科技成就的獲獎者們的學位結構告訴我們,必須通過層層的學位準入機制,篩選出科學界的精英來完成科學的創新。雖然20多年來國家通過不斷的碩士博士擴招,已經培養出一定數量青年科學工作者,但還達不到科學創新時,形成人才金字塔式結構的群體數量要求,更無法保證我國醫學科技的持久競爭力。所以在醫學人才的培養上,要重視基礎人才的培養,更要重視精英人才的培養。應該在未來的一二十年內,使博士成為我國醫學科學家群體中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