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濤 單位：蘭州交通大學

高等教育有效質量呼喚有素質的中等教育,而這種素質的奠定一方面離不開教師素質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少不了全社會教育觀念的更新和教育消費品位的提高。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并非一個附庸風雅的論調,它的實現也不是僅在高等教育領域有所作為就可為之的。其真正實現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基礎教育所奠定的“素質”,可以說“決定高等教育目的與質量的根本因素是中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強烈地呼喚有素質的中等教育。

1當前中等教育由傳統慣性所導致的問題分析

1.1應試教育的后遺癥仍然存在

如果說社會的教育化使得人類社會得以存續和發展,那么教育的社會化則使得這種存續更穩妥、更持久。千年的科舉制度作為人類存續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曾經起了強大的社會選擇功能,但依慣性而成的“應試教育”作為一種教育模式與現代社會的變遷已發生多方位磨擦,已不能有效地實現其社會選擇的功能。因此,對兩者從梗概上做一比較,以便我們不再癡迷于昔日的舊夢,深刻體會高等教育的發展已經日益顯現出“高等教育的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等教育的水平”這一論斷。相對于“應試教育”片面追求升學率、造就一大批高分低能的教育現象,眾所周知的“素質教育”被提了出來;鑒于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苦于題海戰術的教育現象,“減負”的呼聲曾一度高漲。這與社會的發展與社會對教育消費觀念及價值取向的變遷不無關系。

1.2教育的“離農”價值取向分析

古往今來,社會對于教育的價值取向主要表現為個人本位主義和國家本位主義兩種。中國作為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儒家文化積淀的古國,“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這也是個人本位主義在中國社會最直接最淺顯的表現;同時也就形成了“尊敬腦力勞動者或者說尊敬受過教育的階層”這一中國文明的突出特征。在科舉制誕生后漫長的封建社會,科舉基本上是一條由寒門通向權勢與名利的、向人人都開放的途徑。它刺激著一批儒家知識分子以科舉考試作為敲門磚,或躋身仕途、光宗耀祖;或攬權斂財,作威作福,“成為不同于編戶齊民的官和紳”。盡管這一制度造就了不少名人將相,產生了一大批地主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推動著歷史的車輪,但從個人角度來講,他們的第一要著仍然是求得生存權,也只有在求得生存權之后,才在“天子”的許可范圍之內去實現自己的抱負和志向。就是說,他們首先要跳出農門躋身上層達官顯貴,參加科舉的目的就是要離農。從這一點上講,把中國的傳統教育稱為“離農教育”一點都不為過。了解了“離農教育”這一中國特色的教育現象和社會心理,那么對于時下流行中國的考研熱、考托熱、資格考試熱也就不足為怪了。個體想在這個競爭日趨激烈的社會中處事立足,就必須一層又一層地去加重自身與他人競爭的砝碼,這也成為一種全球化的趨勢,但當這砝碼被具體化、被庸俗化地理解為對學歷的狂熱追求的時候,如何加重這砝碼的份量則成了學生、家庭及教育自身不得不考慮的生存問題。況且考試恰恰成了檢驗教育效果及受教育者水平高下的主要手段,考試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個人(受教育者)在這個社會處身高低的生死牌,各種文憑及證書成了個人在這個社會求得生存權的通行證。于是,人人都在考試的圍城里忙得暈頭轉向,“應試教育”也就應運而生了,只是苦了城里城外的人們!今天,為了克服應試這一簡單的智力測驗型的教育模式的弊端,我們提出了素質教育。也就是說,社會對教育的認可已不再僅僅是停留在學歷和文憑上,更重要的是既要促進學生全面發展,促發學生的創造力,注重學生個性、特長和能力的培養。這種價值取向又使得教育不僅要注重一般能力的造就,更要注重個體差異能力的開發。個體在這個社會的生存地位的確立,需要對個體進行普化開發與特長開發這把雙刃劍來橫槍立馬、披荊斬棘。過去的那種“刻板化、一律化,象鐵銹一樣腐蝕著教育過程的粗細機體”,那種做法已不能適應社會需要了。要盡可能地把自身潛能挖掘并展現出來,個體不僅要向社會聲明自己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用自己的行動向社會證明你的確能做什么,這樣個體才會得到社會的認可。

1.3“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這一對命題

在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社會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升學考試”便成了“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的聯結紐帶。畢竟,目前尚未找到一種比考試更切實可行的人才選拔方法,所以一方面社會需要考試來篩選一批人才從事高新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來推動社會科技、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個人則需要這樣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和社會價值。于是,升學考試成為“人生三部曲”中最為矚目的焦點之一。對高分和名校的狂熱追求,是與選拔和競爭密切相關的。這種層層選拔的競爭,是實力的較量,但從考試的形式和內容看,這種方法又未免過于機械,似乎若干年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之后,我們的教育仍未能走出科舉的陰影。我們不妨看看下面的例子:填空題“天空”前面必須填上“蔚藍色”,別的顏色和形容詞都是錯的。“這實在太好了”寫成“這確實太好了”,錯!“洋務運動起了一些作用”,對;“洋務運動起了一定作用”,錯!再如“,甕”字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劃是點還是折,它的聲母是什么,韻母是什么難怪有家長發出這樣的感慨:“我真不知道為什么總把聰明的孩子們當成白癡來教。”筆者真看不出,除了文字表述是采用了白話文外,其余的還和明清時期的科舉的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有什么區別。社會科學活的靈魂被應試教育扼殺,完整的知識分子體系被肢解,應試教育在中小學尚未“按下葫蘆”,卻又在高校之中以“考教分離”“起了瓢”,此風一長,無異于科舉復辟“,科教興國”將無從談起。

科舉與應試的近姻親關系導致了這種由“八股到十股”的考試模式,表面上幾乎是形式上的原地踏步,其深層原因在于我們思想觀念上的躊躇不前。從社會方面講,家長、學校、社會所盯著的就是學生的考分、學校的升學率,教育自身蜷縮一隅,也只能如老牛負重一般呻吟了。從個人方面講,升學仍然是一塊“離農”的敲門磚,考試也正是為了加重這較量的砝碼的份量。鑒于此,我們不必諱疾忌醫,還得從自身思想深處尋找癥結,來根除弊病。社會對于教育的價值取向亟待一個全新的轉變。這樣,素質教育的展開才能更說迅速、更有效、也只有這樣,素質教育的既得成果和經驗才能得以鞏固和推廣。要從靈魂深處剔除我們的心理固疾的病根,糾正“應試”的錯誤觀念,也要克服“一考定終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試現象的再發生。我們相信,陣痛必將帶來新生。這樣“,應試教育”才會沒有市場,中國的現代教育才會真正擺脫科舉的陰霾,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