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雙軍 邵波 趙揚 單位：燕山大學文法學院

鄉村是人類聚居的主要形式，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形式，主要向社會提供農產品，其與城市的主要區別是人口密集度和數量比城市低，現代社會的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遠遠超出了其原有的單一的農業生產范圍，工業和第三產業在鄉村經濟社會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途徑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

1國外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理論

1.1韓國“新村運動”

20世紀70年代初（1970年），“在韓國總統樸正熙的直接推動下開始了韓國特色的農村現代化之路———實施新農村。”①1962~1971年，韓國政府實行了兩個五年計劃，實施出口工業戰略，在美國等國家的支持下工業化和城市化得到發展，但是由于政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造成了工農業發展的嚴重失調，農村和城市的差距不斷擴大，農業發展滯后，農民生活水平低，連起碼的溫飽問題都難得到有效解決。樸振煥在其著中寫道“‘住茅草屋，點煤油燈’經常用來描述當時韓國農村貧窮的生活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大批的農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動，而大量的無序遷移給城市帶來了諸多的城市問題和社會難題，而農業和農村的落后又威脅到工業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韓國政府推行了一場由總統親自倡導，全體國民共同參與的新農村運動。韓國“新村運動”開始于政府向每個村莊免費提供的335包水泥，并讓各村自行決定其使用方式，可是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有的村用于修建公路、橋梁等公共基礎設施，而有些村卻把水泥分給農戶被拿到市場上變賣，這樣，“政府的資金在使用上就背離了政府的預期目標，在‘新村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大打折扣。于是政府改變了‘新村運動’投資的方式，將全方位投資改為獎勵性投資，只有在上一年新村建設達到了政府要求的鄉村，才能獲得政府的投資”②。韓國“新村運動”首先是關注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環境方面的改善（換房頂、建設公共飲水設施、修公路、綠化荒山及公共福利等），但隨后政府發現如果農民的收入沒有增加將不能保障農村的后繼建設，工作的重點也因此向增加農民收入轉移，政府支持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推廣水稻新品種“統一稻”等良種和先進技術，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政府認識到農民思想觀念對“新村運動”的作用，因此政府加強了對農民的培訓，“精神啟蒙”成為“新村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并隨著“新村運動”的展開得到加強。這場由總統親自倡導，全體國民共同參與的新農村運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首先它改變了韓國廣大農村農民的生活和居住環境，農村基礎設施得到極大改善，據統計1971~1975年間，全國農村共新架了6.5萬多座橋梁，各村都修建了寬3.5米、長2～4公里的進村公路，1978年全國98%的農戶都裝上了電燈；其次是農民收入顯著增加，1970~1980年，農民的平均收入由26萬韓元增加到270萬韓元，增長將近10.5倍；最后是“精神啟蒙”培養了農民“勤勞、自助、合作、自立”的思想觀念。但是也有學者認為韓國的“新村運動”加重了農民負債，造成了農民和地方政府對中央的過分依賴。

1.2法國“農村改革”運動

法國農業源遠流長，與其他的歐洲國家一樣，法國舊式農業經濟建立在耕地與牧場結合的基礎之上。16世紀開始，以英國的“圈地運動”為標志，歐洲一些國家的農業逐步改變原有的經營方式，逐步形成了大地主經營的，以大農場為標志的農業生產格局，而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仍是農民小土地所有制。舊有的農業生產關系和經營方式阻礙了法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主要農產品依靠從殖民地進口。二戰結束后，法國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業改革，通過改革，法國迅速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于20世紀70年代末成為全世界農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法國農村改革的成功與其發達的工業是分不開的，它得益于法國工業的高速發展的帶動效應。法國農村改革建設首先是基礎設施的建設，主要表現為大力興建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和發展農村交通運輸和電訊事業。其次是農業保護政策。為改變小農經營模式，實現大農場規模經營，法國政府高價收購“無生命力農場”，轉手出售給大農場主，同時對失去土地的農民給予補償，促進了土地和生產經營的集中；鼓勵發展畜牧業、農作物種植和農產品的加工工業，“農作物按面積補，牲畜按頭數補，葡萄酒按質量補”；國家通過低息貸款或無償投資的方式協助建立農業互助合作組；對購買農業機器設備、化肥、燃料也采取一系列的免稅和補貼。總之，在法國農村現代化過程中，法國政府對農業的補貼性政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國的農村改革還表現在加強農村教育、科研與農業科技推廣上。二戰后，法國經濟得到迅猛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與農業發展緊密結合，而與此相對，大多數法國農民和小農場主缺乏足夠的專業訓練，無力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因此為了使科學技術在農村真正得到應用，就必須加強對農民的教育，為此，法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提升農業科技實力的措施，如農民子弟必須經過“綠色證書”畢業考試，積極探索教育、科研和推廣三位一體的農業科研新機制，鼓勵創辦農業科學研究所等。

2國內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理論

中國是一個農業古國，建立在農業充分發展基礎上的華夏文明綿延中國幾千年，但鴉片戰爭、甲午中日戰爭等外敵入侵和連綿不斷的國內戰爭使中國農村飽經滄桑，出現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現象，中國不少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中國農村腐敗的原因，探求農村建設的有效辦法，希望以此拯救中國的農業經濟，他們親身試驗并提出了一些影響深遠的理論，對當今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仍有重要借鑒意義。

2.1米氏“村治”理論

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受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雙重影響的中國農村日益貧困和落后，一些憂國憂民、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知識分子和鄉紳，抱著“振興農業”、“振興農村”的強烈愿望，在貧困的農村地區進行了鄉村改革和鄉村建設的實驗。河北省定縣是中國近代鄉村自治的發源地，“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米氏家族即在本村搞自治”③。1904年米鑒三、米迪剛父子在河北定縣翟城村創“村治”，米家是翟城村上的望族，米迪剛的父親米春明是當地有威望的鄉紳，從1894年起，米春明就開始在翟城村自籌資金創辦現代學校，并有計劃地進行鄉村改造的試驗。在米春明被任命為定州（今定縣）勸學所的學董后，在其領導下實施了一系列改造地方的措施，首先是推廣教育，主張加強公民教育和培養公民的識字能力，1904年發布《教育普及計劃書》，發布教育規約12條，規定6歲至14歲兒童，無論男女貧富，均享受義務教育，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創辦農隙識字會；其次是整頓地方治安，他先后制定了《查禁賭博規約》、《看守禾稼規約》等，使翟城村成為當時地方改良的模范樣本。米迪剛從日本留學歸國后，借鑒日本鄉村自治建設的經驗，為翟城的鄉村自治注入了現代因素。總結起來，米氏“村治”理論主要由米鑒三、米迪剛提出推行，它以儒家“三綱”（明德、親民、止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根據，吸取日本鄉村自治思想，米氏“村治”理論主要由政治民主（“民主協議”）、經濟互助（“彼此顧恒”、“分擔”）和自治人才的培養（“村政講習所”、“補盡天職”)三個部分組成，力圖通過上面三項主要措施來實現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村治’的本質，是實行‘小封建’的政治統治，米氏的‘村治’主張，對以后全國鄉村建設運動興起，有一定的影響。”④定縣翟城村開創了中國以行政村為單位進行地方自治的先河，米氏父子發起的農村自治改革運動，是一場由知識分子發起的旨在改變農村貧窮落后面貌的偉大嘗試，為后來的晏陽初在此地主持更大規模的改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米氏父子的地方自治思想被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吸取，成為民國在全國推行的“村治制度”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