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文明 單位：清華大學哲學系

伊拉克戰爭無疑是21世紀伊始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這場戰爭之所以與我們有關,不僅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而且還因為我們不愿放棄對全人類的整體關懷。盡管迄今為止并未產生一個由全人類共同組成的統一而真實的共同體,然而“人類”絕不是一個虛假的概念。對全人類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作為一個道德理念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且也采取了像聯合國這樣的世界性組織、世界性聯盟等制度化形式。無須贅言,伊拉克戰爭是一個事關人類未來的公共事件。對于我們來說,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且看美國的自我主張。在美國國內的戰前宣傳中,對伊戰爭與“9•11”恐怖襲擊事件被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美國宣稱伊拉克生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此調動美國人民的恐懼心理而作為社會動員的力量。在對戰爭的合法性訴求中,美國提出了“解放伊拉克”的戰爭口號,企圖將伊拉克戰爭塑造為一場正義的戰爭。

所以,打擊恐怖主義與推行自由民主理念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的政治措辭。但是許多學者認為,這兩個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實際上只是借口而已,美國真正的目標是海灣地區的石油和建立全球霸權,推行帝國主義[1]。仔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上述觀點其實是不得要領的。首先,石油固然很重要,但是,采取戰爭的方式去掠奪之則不符合美國的理性。靠武力掠奪來獲取財富是古代帝國主義的顯著特征,而對于高度發達的現代美國來說,則是不可取的。雖然美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經濟問題,但美國并不缺乏經濟上的競爭力與自信心。對于現代經濟,一個廣泛的共識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美國作為一個科技高度發達的國家,并不缺乏科技上的競爭力與自信心。所以,美國并不需要采取戰爭的手段去掠奪財富,戰爭畢竟是高風險的行動,如果僅僅是為了石油去發動一場戰爭,對目前的美國來說只能是一種不理性的行為。

當然,在此我們必須首先明白,那種認為“美國已經瘋了”的說法只能誤導我們。無論美國對伊戰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這場戰爭首先必須看做是美國的一種理性的行為。盡管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美國人對海灣地區石油的覬覦之心,但認為伊拉克戰爭“全是石油惹的禍”,則是一種極端片面之詞。

其次,美國要推行帝國主義也與它一貫主張自己是自由民主國家相悖。一個自由主義的帝國是不可想像的,這實際上包含著語詞上的矛盾。換言之,現代帝國主義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為其政治理念。古代的帝國主義往往取決于某些君主強烈的優越意識與驕傲的精神氣質。古代的君主在采取對外擴張的政策時盡管也需要臣民的支持,但往往并不需要臣民的同意,而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總統則在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會受到各方面的限制。總統并不能隨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權力,在許多問題上他需要議會的支持、批準和民意的認可。古代君主與他的臣民之間的關系和現代西方國家的人民與他們的總統之間的關系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現代帝國主義必須是一個需要借口的帝國主義。美國要推行帝國主義,除非得到美國人民的普遍認可。

如果美國人民珍惜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這種認可就是不可能的。換言之,自由民主恰恰不能夠成為帝國主義的借口,因為自由民主的核心訴求歸結起來其實就是人權,而人權的主張與帝國主義的理念則是格格不入的。另外,如果美國要推行帝國主義,那么,它將置歐洲于何處呢?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中,政治的邊界正是通過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來劃分的。所以,盡管美國與歐洲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是,在將全世界的國家劃分為自由民主國家與非自由民主國家這一點上,雙方則是一致的。而在一個帝國主義的構想中,政治的邊界則是通過帝國的疆域來劃分的。盡管法國、德國在美對伊戰爭中表現出與堅決支持美國的英國、西班牙等國截然不同的態度,但是,毫無疑問,現在的歐洲仍然是美國最堅定的聯盟。那么,歐美聯盟的基礎是什么呢?正是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盡管伊拉克戰爭主要是美國單方面的行動,其他盟國處于從屬地位,但是這場戰爭并沒有排斥歐洲。倒毋寧說是美國與歐洲一唱一和,有時則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如果伊拉克戰爭意味著美國開始在全球推行帝國主義,那么,歐洲的行為就是不可理解的。所以,從目前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地緣政治格局兩方面來看,美國人民和歐洲都有能力阻止一個帝國主義美國的出現。

讓我們回到美國的自我主張上來。我們常常聽到美國總統在一些國際事務上肆無忌憚地說“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如何如何,這種赤裸裸的強權政治口吻從另一個側面也表明,美國根本就不在乎借口。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也許美國對伊戰爭的政治措辭主要并不是借口,恐怕多半還是出于真實的信念。“冷戰”結束以后,以美國、歐洲為主體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失去了意識形態上的一個強敵。但是,意識形態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在現代伊斯蘭世界興起的原教旨主義就成為以自由民主作為自身文化價值之核心的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一個主要對手。對于經歷過長期宗教戰爭的歐洲人以及由歐洲人的后裔所組成的美國人來說,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所帶來的恐懼曾是他們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東西。而且正是在對宗教迫害的慘烈體驗中,西方人發明了宗教寬容的概念,進而發明了自由主義[2]。自由主義是由宗教寬容的概念發展而來的,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盡管自由主義標榜普遍人權,仿佛是一種超越一切文化、一切宗教之上的政治理念,然而其背后卻是西方文化的特殊傳統。宗教寬容產生于西方文化的脈絡之中,是從西方文化內部發展出來的一個政治理念。正是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使得寬容自身表現出極大的局限性,只能算是一種不夠充分的承認之理性。寬容何以是一種不夠充分的承認之理性,這只能從西方文化的內部發展脈絡中得到恰當的理解。實際上,只有在寬容者認為被寬容者持有了錯誤的思想與觀念的前提下,才存在寬容的可能性。或者說,正是因為有人持有錯誤的思想與觀念,所以才需要寬容。

所以,寬容的潛臺詞是:人都是人,但是真理卻只能是真理。寬容的力量可能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承認的精神渴望,但是,寬容的形式則表現出對這種平等承認之精神渴望的一種限制。由于寬容者認定他所要寬容的對象持有錯誤的思想觀念,所以,寬容作為一種承認的理性就表現為一種容忍。寬容是建立在求真意志之上的一種不夠充分的承認之理性,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將之與另一種更為充分的承認之理性———相對主義立場———作一簡單比較。寬容是在嚴格區分真理與謬誤的前提下出于對人本身的關懷而采取的一種對他者的承認態度,相比之下,相對主義立場則在根本上就擯棄了對惟一真理的嚴格信念,因而就蘊涵著一種對他者更為充分的承認態度。在這個意義上,相對主義立場不僅可以看做是對寬容的超越或揚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相對主義立場可能意味著對他者作為精神存在(文化的人)的理性承認,而寬容則僅僅局限于對他者作為肉體存在(自然的人)的理性承認。所以,寬容的精神實質其實可能是抽象人道主義,而以寬容的方式承認他者就可能是一種非常脆弱的承認,甚至被表象為真理之持有者對被錯誤思想所迷惑者的一種同情。所以,寬容雖然是針對他者的一種承認的理性,但卻是在認定他者持有錯誤思想與觀念的前提下承認他者的,因而是對他者的一種不充分的、容忍性的勉強承認,或者說,寬容其實僅僅是對他者之為抽象的人的一種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