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東芳 單位：安徽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在各民族文學史中，生態都是其中重要內容。當代生態災難的加劇彰顯了生態文學及其研究和發展的重要性、必然性和緊迫性。在美國文學中，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批評理論，即從生態視角研究文學，探討自然與人類相互關系的生態文學批評。“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生態責任、文明批判、生態理想和生態預警是其突出特點。”［１］在這些方面，美國的生態文學及其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以其數量眾多、思想深刻、影響廣泛而處于當代世界生態文學的領先地位，主要表現在它對傳統浪漫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揚的同時，又從現實主義和實證的角度開創了生態文學的新視角，將傳統生態文學的一元性直接拓展為二元性，完成了現代生態文學雙重價值的建構。走出生態文學一元化情感的困境，實現二元化的轉變，是解救當今生態文學研究的出路，也是認識和發展未來生態文學的必由之路。

一、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

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同為文學藝術上的兩大主要思潮。浪漫主義興起于１８世紀末到１９世紀三四十年代，是文藝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作為創作方法，浪漫主義在反映客觀現實上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抒發個人的感受和體驗以及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常用熱情奔放的語言、瑰麗的想象和夸張的手法來塑造形象，描寫和歌頌大自然。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宗旨是回歸自然，將自己的理想人物置身于純樸寧靜的大自然中，襯托現實社會的丑惡及自身理想的美好。作為一種文藝思潮的現實主義，一般是指１９世紀３０年代后在歐洲興起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要求文學藝術真實地反映客觀生活，以冷靜的目光來觀察和評價現實，真實、客觀地描寫日常生活，并從剖析人物性格和社會環境的關系中揭示造成種種罪惡的社會根源，并竭力揭露和批評現實呈現和隱藏的問題。

二、美國生態文學思想二元性的根據

從整體上說，西方主流文化信奉的是人類中心主義，頌揚人類征服、控制、改造與利用自然的思想，但其生態文學也有著深遠的思想根源。在文學意義上，浪漫主義被認為是生態文學的一個理論源頭，回歸自然是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宗旨。浪漫主義先驅盧梭提出應遵守自然規律和把人類的發展限制在自然所能承載的范圍內。美國浪漫主義小說家庫珀是最早關注生態破壞的作家之一。１９世紀浪漫主義作家華茲華斯、梭羅等對生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其實，這一時期的生態文學，在表現形式上主要是對自然內在價值和相互依存關系的贊美；在內容上主要是通過各種生態要素，如山川河流、動物與植物等，表達對自然的敬畏、對生命之愛、對異化文明的焦慮、以及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理想，主張回歸、融入與感悟自然，這種生態情感體現了生態人性的內在性和主動性特征。浪漫主義運動作為整體的定義性標志之一就是鼓勵一種前所未有的對自然界的尊重和評價。從文學的歷史性和哲學性的角度看，它主要表達這樣一種觀點：自然是人類生存的內在根據，是人類許多真實價值的生成之源，人類的行為應該是這種內在人性和價值的外化，自然存在與人的存在構成完整和諧的統一體，因為“世界上所有的人，作為生命個體和普遍生命總是具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在本質上是與自然融為一體的。人類正是在生命的運動中實現著個體與自然萬物的和諧共生。自古以來，在人與自然之間就始終維系著這種和諧的關系”。［２］這正如浪漫主義先驅盧梭所言，“帶著滋味無窮的迷醉消融在他自覺與之渾然一體的這個廣袤而美麗的大自然中”。［３］在浪漫主義作家的眼里，自然是神秘、可愛而有靈性的有機整體，他們謳歌自然，崇尚自然，他們的整體自然觀代表了其精神追求和內心向往。近代以來，由于人類的工業化進程與科學技術的進步，把人的理性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個人的情感與信仰則受到了普遍的壓制，使人與自然之間發生了一種二元分離的傾向，人不在自然之中了。在對工業文明的憎惡與人類文明發展的質疑聲中，英美一批浪漫主義作家與生態文學家創作了大量反映和描寫自然的詩歌及其文學作品。其中美國最偉大的生態作家梭羅身體力行，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了對自然生態惡化的憂慮及他對自然生命依念、沉醉、感激、敬畏的情懷，并完美地表達了他對大自然最為親近和細致的了解，把浪漫主義崇尚自然、回歸自然的理念進一步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因而，英美生態文學的浪漫傳統在后工業化時代，依然凸顯濃厚的時代主題，是文學和文化研究所不能忽視的。我們認為這種生態文學思想是對人類生態文化傳統的一種繼承，屬于傳統的生態文學形式，是現代生態文學的一個自然源頭，它具有完全的信仰性，成為生態文學的精神之元。它的根基是人源于自然，人與自然不可分，在人的本性中，人應該承擔對自然“善”的責任和義務。傳統生態文學在人類保護生態的歷史上、在人類精神家園的建設中曾經發揮著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從當今生態環境的實際情況看，傳統生態文學的價值正在逐漸地被顛覆和破壞，雖然從邏輯上看它可以從源頭上厘清生態文學的歷史，可是它沒有脫離傳統生態文學惟信仰之槽臼，不能解釋歷史上的生態情感變異問題，也不能解釋當代人的生態情感問題。

它所倡導的人類的生態情感正在被人類的物質利益所替代和擠壓，造成了人類精神家園的缺失。出現這種困境的原因，筆者認為一是傳統生態文學所堅持的生態情感在價值上是有其局限性的。人類的價值體系也是一個隨環境和條件變化而變化的體系。傳統生態文學所秉持的部分生態信仰和情感價值等已被現代科技和社會“?媚”了。二是在新的價值世界里，生態文學必須有一個新的源頭———現實主義，以開創人類精神家園的新領地，彌補傳統生態文學表現形式和內容上的不足，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復媚”人的生態情感。這是生態文學的另一個源頭，即現實之元。它具有實證性和知識性，屬于非完全信仰之元。它的根基是通過科學知識實證產生當前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揭露并痛恨人類靈魂深處的“惡”及其反自然性，實現人類生態情感的進化與轉向，由傳統的人對生態主動的“善”和“愛”轉向對破壞生態環境的人的“怒”和“恨”。當代生態文學和１９世紀現實主義文學雖然沒有必然的承繼關系，在方法和內容上也相去甚遠，但在目的上是相同的，其批判性是一致的，都對現實生活中的丑與惡進行揭露與批判，警示人是如何破壞生態環境的，旨在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蕾切爾•卡遜正是從現實的、批判的角度開創了這個生態文學思想的新源頭、新形式。１９６２年，卡遜發表了《寂靜的春天》一書，用觸目驚心的案例、生動的語言闡述了大量使用殺蟲劑對人與環境產生的危害，深刻揭示了人外在于自然的危害，敲響了工業社會環境危機的警鐘。從《寂靜的春天》開始，“卡遜為當代生態文學創作樹立了以揭露、批判、警告和救贖生態環境惡化的現實為寫作主旨的典范，很多作家沿著她開創的道路，通過對生態災難現實的揭露和無情批判，使生態惡化的現實和令人憂慮的遠景無所隱匿地呈現在大眾的眼前。”［４］３５卡遜從現實的、批判的角度強調了自然必須成為人類新的對象，人類必須以新的方式敬畏自然，因為在她看來，自然是有限的、非萬能的，人與自然非一體了，自然已經成為人類破壞和駕馭的對象，如果不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自然必將遭到人類的毀滅。卡遜發現、揭示了人類生態人性的新內容與新形式，即被人類由物質欲望而引起的對生態破壞行為和結果所逼出來的一種新的生態情感，喚起了人類另外一種形式的生態人性。傳統生態文學的目的是喚醒人類自發地產生熱愛生態的一種良知，是從人的生物本性提升而成的人的一種主觀境界；卡遜又從實證的角度證明了在人類物質目的的作用下生態的脆弱性和危險性。她說“具備了無限能力的人類，如果繼續不負責任、沒有理性、缺乏智慧地征服自然，帶給地球和他自己的只能是徹底毀滅。”因而她的生態人性是源自于對自然的哀憐和對那些破壞自然的人的憤怒和鄙視，從文學情感的表達方式上看是“恨”、“哀”和“怒”的一類，具有外在性和被動性。與傳統生態文學相比，在創作方法、內容和情感上，卡遜的生態文學具有顯著的差異，所以我們認為把卡遜的文學生態觀并入傳統的文學生態觀來認識是不合理的。卡遜的生態人性是客觀的、有根據的、不容選擇的、不可替代的，應該是當代生態文學研究和發展的另一個必然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