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光和 單位：蘭州城市學院文學院

胡適對現實主義的偏愛是與關注現實生活、解決現實問題的態度分不開的，這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對他的潛移默化之外，還與杜威實用主義哲學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有著直接的聯系：杜威的興趣逐漸集中到周圍的社會問題上來，他對改善貧民的命運、增加他們進取機會的計劃特別感興趣。他的哲學也越來越集中討論社會重建問題。……他宣稱，哲學家應像科學家一樣用實驗的方法研究所有的問題，哲學家得到的結論，不論看上去是多么顛撲不破，都決不能認為是最終的或永恒的。此外，杜威認為哲學最偉大的貢獻，不在于用抽象感念進行思辨，而在于處理人的社會沖突，尤其是那些在科學、民主和工業的相互作用中出現的沖突。[1]193-194杜威把他的哲學看作是一門實用的科學，把它同改善貧民的命運、增加就業和社會重建聯系在了一起，是改善民生的工具。他還進一步發揮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認為美術（泛指文學藝術）與哲學、科學技術一樣都是屬于實用的事情，要反映現實，揭示社會矛盾，解決具體的現實的問題。杜威的美學思想與20世紀初美國工業社會的發展密不可分的。隨著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美國社會一方面是物質和經濟的大發展，同時另一方面也導致了社會貧富分化以及人性的異化。人變成了金錢和機器的奴隸，造成了精神上的極度空虛和恐懼，工作中沒有快樂，生活的意義無處追尋。同樣，藝術也隨著開始異化。為了抗拒藝術的商品化、技術化，出現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從而使藝術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越來越遠離它賴以生存的社會生活土壤，它鉆進了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由此美也被認為只存在于象牙塔之中，似乎在生活中人們是找不到美的體驗的。精致的抑或高雅的藝術成了權貴的獨享和身份的標識，平民百姓為了消解和釋放工作中的壓抑恐懼，只能去尋找廉價的、低俗的東西，以獲得暫時的刺激和麻痹。在杜威看來，在現代工業時代，藝術提供給人們的滿足越來越少，人民對藝術的厭惡也就開始滋長和蔓延。我們說，杜威的美學思想正是來源于對這樣一種社會、人的狀況的關注和反思。為了實現社會的變革，幫助人們擺脫精神的失控，尋找到生活的意義和幸福，他在改造傳統二元論美學觀的基礎上，構建了以“經驗”為核心，“藝術即經驗”為基本命題的美學體系，力圖“恢復審美經驗與生活的正常過程間的連續性……回到對普通或平常的東西的經驗，發現這些經驗中所擁有的審美性質”[2]45-46。

一、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思想中美學觀念的影響，胡適強調文學就是“生活”，強化文學要反映現實生活解決社會問題的功能。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具有強烈的工具意識，認為“有意識地進行的美術具有特殊的工具作用的性質”，“美術和工業技術都屬于實用方面的事情”，杜威反對這樣的文藝觀念：“因為禮儀的、文學的和詩歌的藝術跟工業的和科學的藝術有著十分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不同的后果，所以就遠不像當代一些學說所假定的那樣，說他們絲毫也沒有成為工具的力量，或者說，在對它們的欣賞性的知覺中并不包含有它們具有工具行動的這一種感知。”[3]227-249杜威的工具意識十分強調關注社會與現實。因此，他的哲學思想中對民主、民生等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成為其區別與以往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五四文學革命運動開始，與整個文化思想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學意識與理性主義在文學思潮中處于主流地位。五四時期胡適提倡的“問題劇”、“問題小說”的隆盛便是科學意識、理性主義以及實用主義哲學介入新文學創作的結果。它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社會的聯系，增強了文學對反映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感。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精髓是“生活”，是現實的生活，重在求真、求實和實踐性，富有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杜威關注民生和社會，并積極尋找解決問題之途徑。“杜威之所以對于‘人的問題’（theproblemsofman）特別關注，關注眼前那個令人沮喪的、缺少正義、完全混亂的社會，能夠對自己的學說特別注意，盡量避免純粹抽象、含糊其詞的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愛麗絲以及她所代表的美國文化對于杜威的良好影響。杜威思想的魅力也正是來源于這種美國社會種種弊端的切實關注和令人鼓舞的信仰兩者之間的完美結合”[4]56。在杜威看來，藝術的功能不僅僅是去批評現實而且也要改變現實，后者才是文學藝術的根本任務。

他認為，如果藝術繼續是一個封閉的領域，那么就不能期望它有什么樣的變化。因此杜威建議，“藝術應當走出神秘的角落，走到日常生活中來，成為富有建設性的向導、榜樣和動力，而不僅僅是某種想入非非的裝飾或逃避現實的處所”。杜威試圖“剝掉藝術身上那種以超越性的權威為偽裝的獨裁氣氛，使之煥發出一種腳踏實地的、民主的光彩，從而提升人的生活，豐富人的交流，也因此建立起新的藝術理論，使之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部分”[4]108。杜威堅定地認為，文藝來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經驗，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測、高不可攀的東西。文藝只是人的經驗的一個樣式。因此，杜威的美學與建立在所謂美術基礎上的、對藝術產品頂禮膜拜的美學有著極大差別，充分體現了其哲學關注現實人生的特點。杜威的實驗主義之于胡適人生、政治和學術等方面的影響，并不僅僅表現在觀念層面，也表現在具體的解決問題的技術層面。胡適對他的導師的哲學精髓也是心領神會的：杜威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哲學，以思想為一種藝術，為一種技術。在《思維術》（HowToThink）和《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inExperimentalLogic）里面，他制出這項技術。我察出不但于實驗科學上的發明為然，即與歷史科學上最佳的探討，內容的詳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評也是如此。在這種種境域內，曾由同是這個技術而得到最佳的結果。這個技術主體上是具有大膽提出假設，加上誠懇留意于制裁與證實。這個實驗的思想技術，堪當創造的智力（creativeintelligence）這個名稱，因其在運用想像機智以尋求證據，做成實驗上，和在自思想有成就的結實所發出滿意的結果上，實實在在是有創造性的。[5]18可以這樣認為，杜威是現代美學史上第一個將藝術（包括文學）界定為實用主義經驗的理論家。這種界定看似不夠準確和明晰，但卻是一個雖然寬泛但很貼切的界定。而對胡適來說，杜威美學觀念中的平民色彩及關注社會改造的特點與中國傳統中的“經世致用”的精神是相通的。也正因為此，有著強烈的“經世致用”觀念的胡適與杜威哲學一拍即合，并被其深深吸引。胡適自己也多次提到，杜絕思想的影響涉及到自己思想的各個方面，對自己“一生的文化生命”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5]264。胡適接受和服膺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除了五四時期啟蒙的需要，也跟他早年所接受的傳統文化熏陶甚至家學淵源有著一定的聯系。實際上，杜威的實用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和思維方式有很多的相通之處，與儒家的“通經致用”、“知行合一”等觀念很為相似，而正是胡適的“中國化”的解釋，迎合和滿足了深受傳統文化浸染的五四知識分子們的實用心理，再加上時勢等其它方面的因素，使得實用主義在中國的接受順理成章，成為了非常犀利的重要的反封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