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何宗美 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學界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碩果累累。無論是對個人文學思想的研究,還是對群體表現(xiàn)的文學思想潮流的研究,抑或是對整個文學思想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研究,已面面俱到而且層層深入。尤其是南開大學羅宗強先生領銜主撰的《中國文學思想通史》,更是文學思想史研究具有總結性意義的成果。

在這種形勢下,開拓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新領域,領視野,已成為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必然選擇。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蔣振華同志的專著《漢魏六朝道教文學思想研究》(中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獲2006年度湖南省第十一屆優(yōu)秀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資助),“系統(tǒng)地探討了漢魏六朝道教文學思想的發(fā)展轉跡及其特征,開拓出了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新領域”。

(張毅《漢魏六朝道教文學思想研究》序),是傳統(tǒng)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新創(chuàng)獲。該著最明顯的開拓創(chuàng)新之處,是第一次義界了什么是道教文學思想,認為道教人物把道教與文學關合起來,由道教仙學催生了許多文學觀念和文學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緊密地為道教神仙信仰的終極關懷服務,從而構成宗教性的道教文學思想。該著認為早期道教人物對“文學”之“文”的性質、起源之認識,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神仙學說之色彩。道教徒在萬物有靈觀念的支配下,把“文”理解為“欺神”之所為,《太平經(jīng)》云:“行文者,隱欺之階也。故欺神出助之。

……文者,主相文欺,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現(xiàn)象世界都是神靈作用的結果,而且神靈又有善惡好壞之分,善惡之神又生造出善惡之事和善惡之物,同樣也造出善惡之“文”。人的壽命長短,全由“文”的善惡所定。這樣,神仙學說與“文”的質地性能就像孿生姐妹,從來就相濡以沫,相糾相結。道教發(fā)展到魏晉神仙階段,葛洪更從文學作品風格的形成和風格的差異等更高的層面上來揭示神仙學說對文學思想的決定作用。從神仙道教信仰出發(fā),葛洪認為在結胎受氣時,“皆上得列宿之精”,人稟受星宿的精氣,星宿之氣又決定人的壽命和求仙的可能;而星氣又有清濁之分,這種清濁之氣,既決定人的壽命長短,又決定人的性情氣質;人的性情氣質又有高低之分,高低不同的氣質又決定文學作品風格的參差不等。星氣、壽命、才思(氣質)文風構成嚴密的因果邏輯關系,道教仙學對文學思想的決定作用于此可見一斑。

在對“文”的起源的認識上,該著認為是《太平經(jīng)》最早從神學迷信的角度來闡發(fā)文的起源:“文者生于東,盛于南,故曰出于東方,盛于南方。”這種文的起源與地理方位緊密相連的觀點,烙上了漢代陰陽五行思想和讖緯迷信的印痕,也為后來道教關于某部道教經(jīng)典的產生有其注定的方位學說提供了依據(jù);從文學發(fā)展的區(qū)域概念來講,是《太平經(jīng)》較早地關注到文學發(fā)展的地域性問題。該著大膽地澄清了某些傳統(tǒng)文學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的文學觀念問題,并作了填補空白的回答,如關于文與氣的關系,一般認為是曹丕提出了“文氣”說。

蔣振華同志的著作通過檢索大量的道教典籍和文獻,認為最早把“文”與“氣”相提并論,并不是曹丕的“文氣”說,而是道教的第一部典籍《太平經(jīng)》,這部典籍認為文與氣之關系,氣是源,文是流,是一種因果生成關系,是一種自然法則。該著還認為,道教領袖葛洪主張為文應該骨?堅挺朗健有骨氣,反對“皮膚鮮澤而骨?迥弱”的“屬筆之家”,這種文學觀念對后來劉勰在《文心》里提出的風骨說啟發(fā)頗大。

該著涉及的研究面比較廣泛,有許多方面是道教文學研究領域前所未及的。如在探討葛洪的文學思想時,將其“滌除玄覽”的仙法與陸機、劉勰的藝術構思論相提并論,具體說明道教的仙道思想是如何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的,有助人們對“虛靜”說的深入了解。又如在論述陸修靜與陶弘景的文學思想時,分別將其與道教的靈寶經(jīng)系和上清經(jīng)系聯(lián)系起來,既突顯了他們作為道教領袖人物的各自特點和代表性,也反映了道教文學思想在不同派系中的演變。

縱橫交錯,點面結合,開創(chuàng)性描述了這一時期道教文學思想的發(fā)展脈絡。總之,《漢魏六朝道教文學思想研究》,是一部具有開拓性成就的學術著作,正如鄧紹基先生所指出:“此類著作具開創(chuàng)性,新意甚多”,這對于我們重新審視傳統(tǒng)文學思想研究的理路,對于將道教文學思想研究推向縱深的發(fā)展,都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