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江文婷 單位：南昌大學外國語學院

1遠古神話傳說

一種文化,其文學作品的開始往往是一個個神話傳說。在文明萌芽之初,人們對于各種各樣的自然現象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對于人類自身的產生充滿了困惑與不解,這一切都使得人們將其歸結于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于是便產生了神話傳說,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也從這一刻開始產生了差異:在中國的神話傳說之中,開天辟地的盤古并不因其居高位而獲得其神圣性,而是因為他是天尊地卑的設立者、創始者才“神于天、圣于地”,他是一位勞動之神。自然并不是神的創造物,而是神活動的場所;而在西方的神話之中,自然界本就是神的家族,是一種絕對力量和權威的存在。中國神話之中,人與神的關系是和諧而親密的,女媧造人,將其作為自己的孩子來看護,也正因為如此。而在西方傳說中則不然,人類的誕生,本就是普羅米修斯為了報復眾神而創造的,人類的命運也總是遭受著來自天神的懲罰和威脅,在西方另一個著名的伊甸園的傳說中,人類更是為了世世代代贖罪的存在。可以看到,在文學作品的萌芽時代,東西方文化就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表現為:在東方,人與自然結和的較為緊密,即所謂的“天人感應”。這樣一種觀點也使得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于征服自然的欲望比較薄弱,對自然界的現象不愿深究而只是將其歸結于人行為的影響;而在西方,由于自然界一直凌駕于人之上,使得人們有更多的動力去了解它。在這之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們活動范圍的擴大,文學作品也開始由神話傳說時代進入了古典文學時代。

2西方文化“古典時代”與中國文化“軸心時代”的文學作品

東西方的文學在經歷了各自的幼年時期之后,幾乎是在同一時期達到了歷史上的第一個高峰。這一時期,西方文學作品的代表作首推《荷馬史詩》,而中國同時期的文學作品稍多,文學成就最高的,則非《詩經》莫屬。這兩部作品不僅是東西方文學作品的代表作,更是兩種文化思想的具體體現。《荷馬史詩》名為記錄歷史,但實際上包含了大量的傳說,具有一定的神話意味,但比之之前的神話傳說更接近人類歷史本身,其書分為兩個部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在《荷馬史詩》的記載中,主要圍繞著戰爭以及戰爭中的英雄來進行,并通過對英雄們的行動,尤其是對英勇和不屈精神的描述來表達對英雄的敬仰之情,整部部作品充滿了歷史和戰爭的厚重與壯烈,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中幾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和價值取向:①對英雄,尤其是戰爭中英雄的崇拜。英雄史詩用神奇的筆調描寫英雄的形象、突出英雄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其目的是為了帶給作為英雄后代的人們以勇氣和力量;②對神力的崇拜及對神的信仰。《荷馬史詩》中的英雄,尤其是《奧德賽》中的復國英雄,不是具有神的血統,就是具有神所賦予的力量,他們在歷史發展的緊要關頭往往能夠決定歷史的走向。這種對神力的崇拜后來慢慢變成對神的信仰,進而發展成對宗教的信仰,西方文化也從這一刻起被深深烙上宗教的烙印;③西方的尚武精神。《荷馬史詩》的核心,是對戰爭英雄的頌揚,反映了西方文化對武力的推崇,這是由孕育西方文化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與傳統東方社會的農耕文化不同,西方文明的發祥地是地中海沿岸,西方文化從一開始走的是“商業文化”的道路,而商業則需要不斷的開拓,尚武精神由此產生,它反映在文學作品上便是對戰爭的描寫。與這一時期西方文學的代表作《荷馬史詩》相比,中國的《詩經》所反映出的則是另外一種文化信息。與西方文化不同,傳統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宗族家長制度,天神的觀念很薄弱,即使是在神學最為盛行的殷商時代,人們所崇拜的神也是自己的祖先,這與西方文學中所體現的對天神的崇拜有著強烈的對比。《詩經》的內容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其中“國風”部分是它的精華所在,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的真實生活,表達了他們對受剝削、受壓迫的處境的不平和爭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此外,《詩經》中還有不少對男女間美好愛情的描寫。相較西方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描寫的壯麗戰爭場面相比,中國文學作品對現實生活更為關注,更傾向于用平實的語言描述人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詩中的主角并不是英雄,而是一個個平凡的人,它所表現的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一種“人民史觀”。這樣一種現實主義精神通過文學的升華逐漸演變成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人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這種責任感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文化中重整體,輕個體的精神,這種精神與西方文化中重視個體作用的傳統是不同的。

3歐洲中世紀文學與中國魏晉唐宋文學

文學往往是一個歷史時期社會狀況的反映,中西方文學在同時達到第一個高峰之后又幾乎同時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折時期,在西方是“蠻族入侵”,在中國則是“五胡亂華”。但同樣的歷史進程在這一刻卻使得中西方社會朝不同的方向發展:西方社會在羅馬帝國的衰弱之后開始走向神學興盛的中世紀時期,基督教取代希臘羅馬的多神教成為主宰歐洲的力量,這一時期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基督教化不斷向縱深發展,基督教文明走向成熟的時期。體現在文學作品上便是文學成為神學的附庸,以拉丁語寫出的宗教文學成為中世紀文學的主流。這一時期的西方文學作品也依據其社會形態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主體以基督教神明為主宗教文學;另一類是隨著中世紀逐漸發展起來的歐洲封建制度下的產物———中世紀歐洲英雄史詩,在基督教的影響下,英雄們的壯舉往往表現為反對異教徒的斗爭。總體來說,歐洲社會在遭受蠻族入侵之后,許多矛盾開始暴露出來,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歐洲文明走上了一條思想上以基督教為主宰,制度上以領主封建制度為主體的道路,使得這一時期的歐洲文學作品充滿了對上帝的歌頌和對忠君愛國思想宣揚,雖然其中也有出色的作品,但和活潑的市民文學相比,教會文學無疑是程式化、平庸的,只一時期不僅僅是歐洲思想史上的“黑暗時期”,對于文學來說也同樣如此。中國文學在這一時期則走上了一條與之截然相反的道路,與這一時期的西方不同,中國的歷史在“五胡亂華”的混亂之后沒有走向思想上的保守主義,反而是兼容并蓄的吸收了北方少數民族,甚至是外國的許多文化思想,使得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展現出一種燦爛奪目的光輝和有容乃大的氣勢,唐宋時期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發達的時期,同時也是文化最為繁榮的時代,文學作品千姿百態。在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上,依然延續了重視現實的傳統,多以抒情、比喻等手法來表達作者對現實生活和國家狀況的或喜或憂,在眾多膾炙人口的詩詞之中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寫出了作者對世事的感慨。與同時期的西方文學相較,中國文學中所體現出的自由氣氛無疑要活潑許多,文人在創作時也沒有太多的束縛,而文學作品中進一步體現的依然是中國一直以來重整體,輕個體、重國家,輕個人的文化價值觀。可以說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整體意識和對國家現實思考的傳統就是之一時期建立起來,最終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十分鮮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