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笑揚 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

肇始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Marxism)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觀點和立場，并加以補充和發展，重新闡釋全球性視閾下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把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視為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的意識形態化，認為徹底解決生態危機就要實現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徹底變革，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的“綠色烏托邦”的生態政治理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的內涵拓展和視閾重建，為解決全球性生態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2011年3月發生在日本東北部海域的特大地震引發了巨大海嘯和七級核災難，人們一時間談核色變，核恐懼陰云彌漫。但是，自然災害只是引發核災難的外部原因，而其人為原因是人類長時間受科技理性主義支配，對核技術的利用盲目樂觀，導致對可能誘發的生態風險重視不夠;人越來越控制自然，越來越依賴科技，人類就愈加深陷技術營造的牢籠，不斷地制造并打開“潘多拉魔盒”，人類重新墮落到了一種非理性的野蠻狀態。不容置疑，一切與技術有關的發明創造都會帶來副產品，科學技術的創造并沒有很好地解決全球性問題，反而加劇了生態危機。所以，我們必須擺脫依靠科技控制自然的傲慢與偏見，正確對待科學技術。生態問題絕不單單是一個自然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人類社會發展問題，它與“現實的人”的實踐活動和人的異化緊密相關。

一、啟蒙理性、技術祛魅與工具理性批判

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用理性驅散了黑暗的中世紀陰霾，恢復了人的主體地位，同時也確立了理性的權威。人具備了技術和知識，更加能動地改造自然界。弗蘭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認為人們只要掌握了科學知識，憑借技術、工具，就能從宗教神學和自然崇拜中掙脫出來，就能控制自然進而成為自然的主人。啟蒙理性把理性歸結于理性的技術化、工具化、實用化，把人和自然對立起來，把人與自然的關系歸結為控制與被控制、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這些導致了自然的異化和生態問題的產生。工具理性并沒有實現人的解放，反而導致了理性的異化和技術權力的高度信仰化，導致了人和自然的徹底決裂。這種把人凌駕于自然之上的生態價值觀，使得科技崇拜盛行，加劇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使人陷入了生態問題的囹圄之中。總之，脫離了價值理性引導的科學技術不僅沒有給人們帶來福祉，反而帶來了無盡的災難和危機。正如恩格斯指出:“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1］

人類文明進程就是一部人化自然的歷史，從遠古時代對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到控制自然、人定勝天的盲目迷戀，人們借助于工具的發明和運用來改變自然界的面貌，表面上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在加強，事實上人越來越被自然和權力欲望所支配，人逐步喪失了自我，墜入了虛無的深淵。科學技術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消費享受，卻并沒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解放，沒有帶來人們的精神文明生活的提高、人口的合理控制和人的全面多向度發展，而是成為資本奴役人、機械排擠人的工具。“商業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軍事化了的自然界，不僅在生態學意義上，而且在實存本身的意義上，切斷了人的生命氛圍。”［2］

建立在近代主體性哲學主客二分思維方式基礎上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把自然僅僅看做滿足人類需要的被動客體，從而導致了人類和自然之間的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關系，導致了人類對自然的濫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繼承了法蘭克福的批判精神，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異化、消費異化、技術異化以及必然出現的生態危機進行了尖銳揭露，為我們探索人與自然合理的物質交換提供了新的方法論。但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囿于技術批判和純粹的道德說教，其對技術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僅僅針對技術本身的批判，他們所批判的是被資本主義所控制的技術理性所導致的技術的非理性運用，以及對自然的無止境掠奪。他們對技術理性展開批判的目的是想把技術從被資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來，通過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壞性方面置于理性控制之下。當技術非理性地運用與控制自然時，當人們頻頻利用技術暴露滿足虛假意識時，當人們在林林總總的商品消費之中釋放壓抑時，當盛行的技術合理性導致人的片面、畸形和單向度發展時，生態問題表面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矛盾，其實質體現是人與人的之間矛盾關系。只有“控制自然”理解為享受自然，技術革新應用于人道化，工具理性服務于價值理性，生產發展體現為人的全面發展，才能處理好科技進步和自然生態環境的二重關系問題。

其實，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資本主義在產生巨大的現代性文明的同時造成了人的異化和生態危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和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樣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現實精神和批判精神，同時另辟蹊徑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同生態學結合起來，并從社會制度、消費文化、技術操作等層面展開對當代社會生態問題的剖析和探析。要想實現生態問題的解決和自然的解放，必須把人與自然界從為剝削服務的破壞性濫用的科學技術中解放出來，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資本的邏輯之下，科學技術只能異化為特殊利益集團謀取更大利潤和控制壓迫他人的工具，對技術理性展開批判的目的把技術從被資本的控制之下解放出來，通過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壞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反對西方其他綠色思潮拘泥于價值觀非歷史地探討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和解決之道，而且體現在他們始終聯系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來考察生態危機的本質。”［3］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解讀，以及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態危機內在聯系的揭示，把對生態問題的考察沒有簡單停留在技術層面，而是把其產生的根源深入到深層次的制度層面，從資本的邏輯本身、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等幾個方面批判性地分析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

二、追尋制度正義與生態帝國主義批判

安德列•高茲(AndreGorz)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根源在于“經濟理性”的過度膨脹，這種經濟理性，把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利益關系，這必然導致人與自然的關系工具化。日本核電站超期服役運行，出現危險后東京電力公司為了保住利益處置不及時，瞞報信息，最終導致事態的惡化，等等，這些歸根結蒂都是資本主義企業唯利是圖的本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