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英偉 單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生態問題是工業文明發展留給現代人的一道尚未真正破解的歷史性難題。當現代人高舉著科技的大旗向自然界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身后留下的卻是滿目瘡痍和千瘡百孔的生態環境。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日漸惡化的同時，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也在不斷加劇。生態問題引發的生態危機正逐步演變為一場全人類的生存危機。對于身處“有限地球時代”的中國而言，探尋化解生態危機的方式和途徑，真正解決生態問題更是一項關乎我國未來發展的時代任務。

一、自然技術的壟斷加劇生態危機

在人類社會出現以前，自然界是按照自然法則自然地演化和發展著的。但是人類社會出現以后，自然發展的自在狀態就開始被人類的干預所改變。人類是以破壞自然的原始平衡為代價脫離自然界取得其主體性地位的。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技術承擔著重要角色。人類在實踐中利用自然技術將自然界從自然物升華為符合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屬人之物，而現代科技的發展更是早已超越了對自然進行簡單的加工改造階段，而是越來越多地創造出自然界不曾有過的新物質。當這些人工合成物越來越多地被填充進自然界當中后，自然界的原始平衡就被打破了。在技術的座架中，自然被納入人的技術生產系統變成了巨大的資源庫、能源庫，自然的自然性、復雜性和豐富性沒有了，成為一種非自然的存在。在自然由自然到非自然狀態的轉變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日趨緊張。面對人類永無止境的欲望，自然在以自己的方式對人類的踐踏實施反抗，生態危機就成為自然攻擊人類的武器。因此可以說正是自然技術的這種不斷膨脹和泛濫，導致現代人的生態危機層出不窮。于是人類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窘境:人類對自然的每一次勝利都將遭遇到自然的報復和懲罰。在經歷了漁獵文明時代人對自然懷揣著的敬畏之心到農業文明時代人對自然的模仿和有限傷害，再到工業文明階段人對自然的肆無忌憚的征服和破壞，自然的古來神性正在自然技術面前逐步退卻。

隨著西方現代性模式在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擴展，自然技術的威力就不可避免地覆蓋了全世界各個后發現代性國家和地區，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正在使中國由一個科技落后國迅速發展成為一個科技強國。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響徹中國古老大地的每一個角落的同時，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和生物的存在都在以可怕的速度被技術理性所主宰，變成可計算、可復制、可交換的存在。中國社會正在變成“一個致力于最大規模的物質生產和消費的，為整個機器的由計算機所控制的完全機械化的新社會”［1］。在這樣的社會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成為人們的唯一夢想，為不斷促進經濟增長和刺激消費，人們更加迷戀自然技術的力量，其結果就是人們在不斷地被自然技術控制的過程中，一方面，自然成為人們征服的戰場，導致生態危機、環境惡化、資源匱乏等問題;另一方面，一切精神的、道德的、宗教信仰的價值和意義正在失去色彩，并最終被技術理性所取代。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演化歷程被濃縮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過程中，我們付出的自然代價是慘重的。在追求以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為基礎的工業化進程中，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人口過密、物種滅絕等諸多生態惡果將我國的生態系統推到幾近崩潰的邊緣，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需要各類的經濟行為都能把生態效益考慮進來，形成一種與生態平衡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循環經濟形態，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雙豐收。一方面，要將生態系統可開發、可利用的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另一方面，要將經濟發展成果用到生態環境的改善與保護上，讓良好的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的發展，形成生態與經濟的良性循環。

二、社會技術的落后催生生態問題

僅從自然技術的層面，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去尋找造成生態問題的根源實際上并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出，“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系，也就是男女之間的關系。在這種自然的、類的關系中，人同自然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關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2］。正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這種男女關系，人和自然關系與人和人的關系連接起來，人與自然的關系包含在人與人(社會)的關系之中。所以自然界和人類歷史并不是對立的，因而也無法把人和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但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中，馬克思認為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更根本的關系:“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響。他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3］所以，人與社會的關系是構造人與自然關系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緊張的問題根源就在于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和諧。人與自然的關系歸根到底反映的是人與社會的關系。所以生態問題與其說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和對立不如說是人與社會關系的扭曲與不和諧。面對自然技術的壟斷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以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為己任的社會技術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卻一直處于落后或不在場的狀態。英國學者拉爾夫•達爾道夫曾經指出“現代的社會沖突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與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4］

這種對抗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協調和控制，必然導致國家、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從而導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不平衡化。對于正處在社會轉型關鍵期的中國而言，這種風險尤為突出。自然科技的高速發展促進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增長，導致傳統的生產、消費結構和關系的巨大變化，消費成為主導，以消費來推動生產的經濟結構加劇了人對自然資源的無限制的開發和利用，導致人和自然的關系危機頻發。然而，我國目前尚在進行中的社會制度的轉型和不斷調整使我國還缺乏成熟、合理的利益分配與協調機制，從而無法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有效的協調和控制，也導致目前我國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的接踵而至。由此可見，正是社會技術沒有根據自然技術開發和使用的方向及時調整社會關系，導致自然技術的濫用和社會問題的頻發。1978年之后，中國社會體制的改革才被提上日程，其改革進程是謹慎而緩慢的。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創建和選擇”的社會技術研究從那時才真正開始。相比于自然技術的飛速發展，社會技術明顯呈現出滯后狀態。于是就出現了不是通過社會技術對社會關系的及時調整來規避自然技術的壟斷和濫用的后果的出現，而是在自然技術的壟斷和濫用的后果在中國社會已經既成事實之后再手忙腳亂地尋求解決對策。事實上，目前我國社會中存在的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緊張關系都是社會技術在和自然技術的制衡中處于落后狀態，無法通過協調社會利益分配關系、健全利益分配機制來理順社會關系、平衡社會結構所造成的，由此才引發一系列生態問題和社會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