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有篇小說《頭發(fā)的故事》,講述了革命與頭發(fā)的關(guān)聯(lián)。在魯迅的小說里,殺頭、剪辮子、放小腳、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從魯迅開始,20世紀的中國文學(xué)里,身體既是革命殘害的對象,亦是驗證革命成功或失敗的符號,革命與身體,一直都有著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身體的形變以鮮明的鏡像刺激著文學(xué)的敘述,革命不僅改變著人們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翻身),同時,革命也可能改變著人們身體的形態(tài),而對身體的敘述或者非敘述,成了十七年革命歷史小說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世紀中國的紅色文學(xué),這類按照黃子平在《“灰闌”中的敘述》講述的:“這些作品在既定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限范圍內(nèi)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tài)目的:它們承擔(dān)了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jīng)典化的功能,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以此維系當(dāng)代國人的大希望和大恐懼,證明當(dāng)代現(xiàn)實的合理性,通過全國范圍內(nèi)的講述與閱讀實踐,建構(gòu)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體意識”。在這類紅色文學(xué)中,過往的那段革命歷史成了反復(fù)言說且百說不爛的材料,革命歷史只有那么一段,而言說的方式卻各個不同,而在這諸多言說中,革命與身體卻有著秘而不宣隱而不現(xiàn)的曖昧。

一、身體是驗證革命性的符號

在革命歷史小說里,革命者受難,身體遭受敵人的嚴刑拷打是敘述革命者成長歷程的需要,《紅巖》中江姐面對敵人的酷刑,革命精神異常飽滿,面對各種嚴刑拷打毫無懼色。《紅燈記》中李玉和即使慘遭酷刑,同樣神采奕奕。酷刑對于他們來說,肉體的痛苦在高昂的革命情緒、堅定的革命意志面前顯得那么的微不足道。對革命者受虐的場面描寫,往往通過表現(xiàn)其承受暴力后的高貴之美來塑造革命者靈魂的高貴。以革命者的身體來檢驗革命者精神的純潔性,從而塑造紅色文本中的高貴靈魂,這種獨特的審美敘述方式是紅色文本中共同的描寫公式,這種描寫公式的法則在于,肉體越是受到敵人酷刑的摧殘,革命者的革命精神越是高昂。這種文學(xué)敘述在于彰顯革命理想對革命者精神的引領(lǐng),只有偉大的革命理想才能引導(dǎo)革命者面對敵人的酷刑毫無懼色。人在這種情況下,生命是完全依靠革命信仰的力量的支控,而信仰同時又左右著革命者面對敵人暴力的身體表現(xiàn)。作者一再要呈現(xiàn)并且以一種相似與筆下殘暴酷刑施舍者的血腥迷戀一樣迷戀著自己的敘述激情:不斷的讓受難者的肉體承受瘋狂血腥的暴力,不斷的以此來張揚革命的狂熱理想主義情結(jié)。

這種革命者受難的敘述暗含著這樣的思想導(dǎo)向:革命者的身體越是能經(jīng)受敵人的摧殘,便越是能考驗革命者面對革命信仰的忠貞程度。當(dāng)身體受到酷刑的摧殘時,革命者能超越生理痛苦便能表明其信仰的可靠;反之,革命者被身體的感覺所左右,那么,他對革命理想的信仰和革命意志的堅定性便都是值得懷疑的。如果說在紅色文本敘述中,敵人的酷刑是幫助革命者走向崇高精神境界的一種必須的道具,那么革命者受難的身體,自然就是驗證革命者革命純潔性的符號。

二、身體的在場與消失

在德里達看來,“在場”(presence)實際上是對“不在”(ab-sence)的補充才使“在場”成為可能,而“在場”因此被當(dāng)成是本源性的存在。利用“在場”來掩蓋隱瞞“不在”的本源性空缺,因此,凡是在場的其實都是不在的的替代品,在場的權(quán)威性因此被流放到不在的無限性空間。根據(jù)德里達的理論重新閱讀紅色文本中那些對革命者酷刑場面的描寫,不難發(fā)現(xiàn)身體酷刑中的尷尬性質(zhì):《紅巖》中江姐受刑一節(jié)是小說中關(guān)于革命者被施以暴力的經(jīng)典場景。在各種紅色文本中,類似于這種革命者受難的刑罰場面還有英雄光榮獻身,如《歐陽海之歌》。而作者對革命者身體的受難以及肉體生命的終結(jié)的描寫和敘述,無不是懷著濃烈的情感去表現(xiàn)身體受難的壯烈,如江姐遭受刑罰的場景細致描寫。在受難的軀體的背后是強大的革命意志在支撐著江姐的生命,刑罰既是對肉體的摧殘,亦是精神的受難儀式,如此肉體受難的文字真正傳達給讀者的是敵人的可恨,江姐的如耶穌受難的圣潔形象,以及江姐能如此超脫肉體苦難的支撐物———革命信仰。惟有如此堅定的革命信仰,以及偉大的革命理念,才能賦予江姐等革命者面對酷刑毫無懼色的可能。這就告訴了讀者一個必然的信息,革命信念是可以讓人擺脫凡人的肉體苦難的,個人的身體感覺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早已得到解脫,作為動物性存在的肉體,在革命信仰的光照下,僅僅只是一個修煉革命意志的承載物。根據(jù)德里達的理論,凡是在場的都是不在的替代品。我們可以看到,呈現(xiàn)在文本字面上的是一個個受難的英雄形象,而傳達出來的是階級敵人的可恨;讀者讀到的是酷刑摧殘下革命者的受難的身體,感受到的是支撐著革命者超脫苦難的堅定革命信仰。

身體在刑罰的場面被凸現(xiàn)出來,然而,實際上在場的卻是隱遁在身體背后的革命意識,身體既“在場”又“消失”了。這種有形的在場和無形的消失,實際上是紅色文本的一種敘述策略。不僅通過刑罰的場面表現(xiàn),在幾乎所有的紅色文本敘事里,革命者的身體,或者經(jīng)受敵人刑罰,或者最后為了革命而獻身,身體作為生命的物質(zhì)存在載體在革命文學(xué)里,早已經(jīng)成了人格化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

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中,人們往往習(xí)慣于將精神抬到到神性的地位,從而將肉體退到幕后,甚至將肉體剔除精神的圣地。在許多學(xué)者看來,革命歷史文學(xué)是排斥身體的,具有反身體的敘述傾向,身體的欲望這一私己象征無疑是會對革命集體主義具有威脅破壞潛質(zhì)的。但正是在這種排斥身體,反身體的敘述傾向下,透露出紅色文本敘述者的膽怯和恐懼,也是意識形態(tài)的恐懼和欲望,在看似排斥身體的革命歷史文學(xué)中,其實從沒有放棄甚至放松過對身體敘述的熱衷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