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是戲劇藝術的一個種類。西方戲劇史上一般認為“悲劇主要表現主人公所從事的事業，由于惡勢力的迫害及本身的過錯而致失敗，甚至個人毀滅。”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在于引發人們的“憐憫和恐懼之情”，“惟有一個人遭遇不應遭遇的厄運，才能達到這種效果。”恩格斯認為“：歷史必然的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是悲劇性的沖突。”魯迅更是直截了當的說“：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無論是歐洲的話劇還是中國的戲曲，都有自己經典的悲劇劇目。莎士比亞的悲劇《羅米歐與朱麗葉》、《奧賽羅》、《李爾王》、《馬克白斯》、《雅典的泰門》等早已成為世界文庫的寶典。中國戲曲的傳統悲劇，如《竇娥冤》、《趙氏孤兒》、《桃花扇》、《牡丹亭》等等，不僅經世流傳，成為各劇種的傳統，同時至今還活躍于各地戲曲舞臺。悲劇是最有社會影響力的戲劇形式。從戲劇文學層面看，莎士比亞的悲劇與中國戲曲悲劇，雖屬同一文體，但卻是不同的戲劇文化，更有著不同的文學意義和社會影響力。若將二者進行比較，無論是對兩種戲劇文化的認識，還是對戲曲傳統悲劇的改造，以及創作新的戲曲悲劇，都是有著積極意義的。

一

莎士比亞的戲劇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他早期寫得更多的是喜劇。因為當時他對生活滿懷信心，作品充滿浪漫氣息。特別是英國剛擊敗入侵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從此西班牙的海上霸權落入英國之手，英國舉國歡騰，年輕的莎士比亞受這種樂觀情緒感染，對現實贊美多于嘲諷，對人生肯定多于批判。他的悲劇寫于晚期，這是由于他對現實生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政治的動蕩不安，社會的矛盾重重，封建勢力的余威、金錢在人與人之間所起的破壞作用等等，都使他頭腦更加清醒，對生活與認識更加深刻。根據他的觀察和剖析，在戲劇中對現實進行了更多、更尖銳的批判。比如他的悲劇故事背景大多在英國。而這里盡是丹麥國王、希臘貴族、摩爾將軍等等。其實，戲劇所反映的都是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政治社會生活現實，因為伊麗莎白王朝的官府對思想控制非常嚴厲，鎮壓手段極為殘酷，輕則割舌頭，重則處以絞刑。所以莎士比亞的悲劇不得不借此喻彼。中國戲曲若從先秦巫覡祭祀算起，到宋金雜劇形成，歷經了1400多年，而演變為后世定型的戲曲，卻足足兩千年歷史。清末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源》中說：“戲曲者謂以歌舞演故事也。”中國的戲曲不像歐洲的話劇，它包含有許多元素。縱覽中國戲曲的傳統劇目（僅以京劇為例），從遠古的《開天辟地》、《常娥奔月》到清代的《香妃恨》、《貞女血》等，將近1500多個，時間跨度為數萬年。戲劇（這里指劇目）是歷史的腳印，它自然受歷史的影響，受歷史文化的制約。中國戲曲分地方大戲和地方小戲，凡在“昆、高、梆、彈”基礎上形成的劇種為地方大戲，凡在民間歌舞曲藝基礎上形成的戲劇為地方小戲。過去只有所謂正統的地方大戲才能登城市劇場的大雅之堂，地方小戲只能演于鄉間荒野草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大大沖擊了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特別是城市民族工業的興起，社會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人們紛紛擺脫舊的倫理道德的羈絆，追求自由民主新思想，此時，常居城市演出的地方大戲中一些宣揚封建主義的悲劇劇目逐漸失去了市場。而此時的中國農村，仍然是落后分散的個體經濟，他們的生產組織形式是家庭，一個家庭代表一個生產單位，為了維護家庭這個集體，必須有與之適用的法理，于是一些宣揚孝悌、貞烈的劇目頗受農村觀眾歡迎。

二

莎士比亞是英國人文主義的代表作家，他生活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特殊歷史環境，他的戲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生活、風俗習慣，充滿了對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深刻揭露與批判，表現了人文主義的生活理想。《羅米歐與朱麗葉》是莎士比亞早期的著名悲劇作品，寫英國維洛那城有錢的兩大家族，多年來存在封建世仇。這個戲情節跌宕，感人至深有力地控訴了封建社會對愛情自由的扼殺，譴責了家族間世世代代所結下的無端宿仇，批判了中世紀僧侶統治下的禁欲主義。《李爾王》是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作品，反映了中世紀宮廷生活中錯綜復雜的家庭關系，暴露了王室成員的貪婪、自私，同時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廣大勞動人民的災難，國王在窮困的生活中，才想到民間生活的疾苦。這個戲人物刻畫生動，情節曲折動人，在藝術上是很完美的。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我們時常可讀到他對金錢的譴責，在《辛白林》中，他借劇中主人公之口說：“讓一切金錢化為塵土吧，只有崇拜污穢邪神的人才會把它看重。”羅米歐去買毒藥的時候，對那個賣藥的人說：“這是你的錢，這才是害人靈魂更壞的毒藥。在這個萬惡的世界上，它比你那禁售的毒藥更會殺人。”這說明莎士比亞晚期已徹底看穿了金錢社會的虛偽，看穿了金錢的力量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而發展，進而支配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國戲曲的傳統悲劇大多并非一人之作，經歷千百年文人、藝人的不斷磨勵和再創作的積累。題材來源很廣，有歷史事實的，如《精忠旗》就是根據北宋末年（含南宋）愛國將領岳飛的真實事件所寫；有民間傳說，如《梁山伯與祝英臺》，便是所謂四大傳說之一的故事所寫；有根據曲藝小說改編的，如《牡丹亭》，即根據明中葉話本小說《杜麗娘記》等改寫；有神話故事如《槐蔭記》等，也有根據現實生活編寫的，如《竇娥冤》等。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類型：

1、冤案悲劇

這部分悲劇比重不少，最為典型的是《竇娥冤》，《竇娥冤》不僅是關漢卿的代表作，也是元雜劇的代表作，一直為中國戲曲傳統悲劇之典范。關漢卿是元雜劇的奠基人，其名不詳，漢卿是他的字，號已齋，大都人（今北京）。關漢卿的性格與為人，《柏津志》說他“生而惆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籍風流，為一時之冠。”關漢卿的自序性套曲[南呂一枝花]《不伏老》寫道：“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并表示：“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幾般兒歹癥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期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這套曲子宣泄了關漢卿憤世嫉俗的情緒，表達了他激烈反傳統精神，隱喻著他不畏壓力，堅持走自己的路，至死不悔的剛硬倔強的人格與個性。《竇娥冤》是他在街上偶遇綁赴刑場一呼冤女子有感而作。劇中竇娥行刑前，對天地立下血濺旗幡，六月飛雪和大旱三年的三樁誓愿，則是借鑒了《漢書•于定國傳》“東海孝婦”周青刑前所立“青若有罪，愿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以及周代燕國人“鄒衍下獄，六月飛霜”的故事。《竇娥冤》是一出反映現實的社會悲劇，劇中無情地揭露了導致元朝短命的三個社會問題：即超經濟的高利貸剝削；超法律的惡霸橫行以及超政治的官吏腐敗。也可以說，元代這三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正是產生《竇娥冤》的社會基礎。冤案悲劇還有《血手印》、《雙熊夢》等等，冤屈者皆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或“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或“屋漏偏遭連夜雨”。正如竇娥所唱：“沒來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憲”。“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他們譴責天地“，怕硬欺軟”，怨恨“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