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動機、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包括科學（science，主要指自然科學）、技術（technology）與醫學（medicine）的全球科技圖書與期刊的出版，簡稱STM出版。西方國家的科技出版產業為達到利潤最大化，選擇全球化的市場進行圖書與版權的營銷，這是一個穩定增長的市場。中國1992年10月加入《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后，科技圖書版權貿易開始蓬勃興起，成為全球科技出版的一個市場，同時也加大了科技圖書版權的輸出。因科技圖書較社會、人文類圖書更少涉及意識形態，所以其版權在國內外的流動更為自由。椐SimbaInforma-tion數據顯示，2002年全球STM出版與信息市場營業額總計為108.3億美元，2003年為114.8億美元，2004年為120.1億美元。從2002-2004年全球STM出版業營業額地區分布中可以看出，STM主要市場在北美，其次為歐洲，兩者幾乎占據了全球市場的88%，而亞太地區只占大約10%的市場[1]。從出版商來看，2002-2004年全球主要STM出版商及其營業額數據表明，實力最強大的十大出版商營業額占據了全球市場的絕對市場份額，這些大出版商均是西方國家的出版集團[1]。也就是說，全球STM出版產業的生產、流通與消費是以西方為主要市場的。

根據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統計，2002-2006年中國大陸科技圖書（包括自然科學總論、數理科學和化學、天文學和地球科學、生物科學、醫藥衛生、農業科學、工業技術、交通運輸、航空航天、環境科學等類別）總定價，2002年度為70.4801億元（人民幣），2003年度為78.8356億元，2004年度為90.8842億元，2005年度為98.5167億元，2006年度為102.1552億元。總體來看，呈一個穩定增長的趨勢，與世界STM出版相比，中國的科技圖書出版總定價（本文世界STM出版的數據采用的是包括圖書、期刊、信息三個領域的營業額）并不低，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國科技圖書出版的繁榮。但是，中國的科技圖書出版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市場，而西方國家的科技圖書出版是以全球為市場的（最大的市場仍在歐美）。從中國國家版權局的統計數據來看，2003年（目前國家版權局公布的將引進和輸出圖書進行分類的數據只有2003年度的），中國引進科技類圖書版權3741種，輸出183種，引進和輸出比例幾乎達20:1。也就是說，中國科技類圖書版權交易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隨著近幾年我國圖書版權輸出的增加，這個比例有所縮小。2003年中國引進圖書版權和輸出圖書版權的比例大約是7:（110894:1517），而2006年這個比例已經縮小到大約5:1（10950:2050）。

美國學者桑德拉•哈丁[2]在其專著《科學的文化多樣性：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和認識論》（IsScienceMulti-CulturalPostcolonizationialism，Feminisms，andEpistemologies）中采用后殖民時期科學技術研究的視角，重新考察了歐洲科學史的標準故事。作者列舉了歐洲擴張對有競爭力的地方性（非歐洲世界）的科學技術傳統的破壞。雖然作者沒有討論版權貿易，但這種論述視野可以豐富并深化版權研究的理論。筆者深受本書的啟發，于是以復旦大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新聞傳播與媒介化社會研究基地“數字傳播與新聞出版專業建設”項目和2007年上海市教委與教育基金會設計的曙光學者計劃“中國圖書出版的集團化研究”課題為思想指導，試圖結合在出版業界近10年的工作經驗來探究中西科技類圖書版權貿易逆差的內在邏輯。而STM出版作為國際出版研究的重要領域，在中國學術界的討論并不充分，但這一研究對探討出版產業的形貌頗為關鍵，故本文以上海某科技類出版社版權貿易的具體研究為分析案例，根據該社1996-2006年11年間的科技圖書版權引進與輸出數據比例，結合筆者長期的出版界的民族志觀察，試圖借此探索當下中國的科技圖書出版在全球版權貿易中的地位及其發生語境。

二、文獻綜述與理論探討

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學者已經洞察到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如RolandBettig[3]（1996）在《版權文化：知識產權的政治經濟學》專著，以及BobHackett&CarrollBill[4]的《再造媒介：民主化公眾傳播的抗爭》的論著都指出：信息產業作為生產力，信息產品是新的生產力，資本在出版產業領域就以版權作為限制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手段，可以說這就是版權產業對人類知識共同體的圈地和對信息與知識的私有化。版權的概念，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知識的商品化過程密切相關的。雖然市場邏輯下的版權話語讓人認為，版權保護個體文化生產者，鼓勵創造，人類在非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下一直在創造和發明，而當代世界，版權主要保護的不是人類的精神創造本性，而是版權產業的利潤。通過世貿組織，以美國為主導的文化產業商業化程度高的西方國家把它們的版權制度國際化，使原來相對寬松和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產權管理制度進一步屈從于跨國公司的商業利益。而且，強大的西方媒體宣傳使版權問題幾乎成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個人和經濟實體對跨國公司產品的盜版行為的同義語，從而掩蓋了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和傳統社會從原來處于公共領域的傳統知識到生物基因的“盜版”和掠奪性占有。這種資本對人類“知識共同體”的新圈地運動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原始“圈地運動”的繼續。更重要的是，以跨國公司利益為核心的版權體制，與以促進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為目標的“合理使用”原則的張力日益加深，使低收入國家和群體接近信息和知識的代價增高。數字時代一方面提供了無限復制的技術可能性，一方面也為版權擁有者提供了以單一節目、單張網頁、單條短信收費的現實性，從而使信息傳播的商品化進程進一步深化和精細化[5]。舉例而言，2003年英國出版商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出版產業年度總利潤的30%來自版權銷售，這一利潤空間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與跨國出版公司的經營還在繼續增長，中國是購買西方圖書版權的重要客戶。

大陸學者較多從出版業內部來分析中國版權貿易的逆差原因，如西方國家出版集團具有強大的綜合實力，掌控了世界科技出版資源、擁有全球范圍內著名的專家資源，其集團公司有一套成熟有效的運作機制和銷售渠道，可以有效地將圖書及其版權銷往全球。與之相對的是中國科技出版業在版權經營意識、出版者的全球意識、出版集團的運作機制、全球出版資源的掌控方面相對滯后，近年來圖書市場的良莠混雜，更使國外出版商對中國的科技圖書印象欠佳。另外，語言也是阻礙中國圖書版權輸出的一個因素[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