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化進程中，民主是政治發展的核心目標之一，但各個國家所面臨的現實困境、采取的路徑選擇有顯著的差異。作為一個處于整體性制度變遷中的轉型國家，俄羅斯政治發展的現狀、困境與路徑無疑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一、俄羅斯的民主與民主化

蘇聯劇變后，俄國內掌權的民主派全盤否定社會主義政治模式，以西方民主政治為藍本開啟了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1993年以立法形式確認了總統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多黨政治和自由選舉等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則與制度，給俄羅斯政治發展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從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制度模式上來看，例如競爭性的選舉制度、分權制衡的機制等等，俄羅斯已經具備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諸多特征，建構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按照完全西方民主政治的標準，俄羅斯的民主政治仍有許多不“成熟”的地方:一是權力分立體制嚴重失衡。1993年俄憲法確立了“超級總統制”的政治特色，形成了當今俄羅斯政治生活中“強總統、弱議會、軟政府”的格局。二是政黨體制不成熟。政黨政治發展遲緩，政黨多、雜、亂，政黨與選民脫節。加上俄沒有實行由議會多數派政黨組織政府的制度，在“超級總統制”的憲政框架內，政黨活動對政府的組成和重大決策的影響相當有限，政黨難以充分體現某些階層、社會集團與利益群體的利益與要求，也難以實現連接“確保人民與政權當局之間的經常聯系”〔1〕82的“橋梁”作用。三是選舉制度不完善。俄羅斯各類選舉中，存在金錢政治、收買選票、灰色政治交易等許多弊病。選舉中往往是誰掌握輿論、誰動用金錢和權力的能力越大，贏得選舉的機會越高。由此，“權力黨”和由政府推出的總統候選人有足夠的資金、龐大的行政資源、忠于自己的國家電視網，因而在議會選舉與總統選舉中都占盡優勢。四是公民權利缺乏根本保障。俄憲法擴大了公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權利，但其中不少權利受到諸多限制，實際上是普通公民很難享用的。可以說，俄羅斯并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西方民主國家。林茨和斯蒂芬將俄羅斯政治制度概括為“后專制主義制度”〔2〕26。扎卡利亞將之稱為“非自由的民主制度”〔3〕。麥克福爾則稱之為“選舉民主制”，而不是一種“自由民主制”〔4〕。凡此種種可看出，在西方學者眼中俄羅斯政治與西方代議制民主存在的差別。普京在國情咨文中也指出，“我們應該對我國民主發展的現狀提出批評。”〔5〕126梅德韋杰夫在國情咨文中坦承，“民主體制已經基本形成并趨于穩定，但是其效果非常不理想。”〔6〕當然，“俄羅斯未能在共產主義崩潰以后立即建立健全穩固的民主制度，這并不稀奇。……就許多方面而言，從蘇聯廢墟中建立一個獨立的俄羅斯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很難想象任何偉大的革命能立即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治制度。”〔7〕197但值得注意的是，完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并非一定適合俄羅斯的政治生活實際，經過對“休克療法”和“華盛頓共識”的深刻反思，當前俄羅斯民主政治發展模式是其政治發展的邏輯要求，更多地體現著轉型期的特殊的國情。

二、俄羅斯政治發展面臨的現實困境

當前，俄羅斯政治發展雖取得一些成就，但越來越受到許多制度性障礙的掣肘，面臨著現實的發展困境，主要表現在:

(一)“超級總統制”的憲政設計阻礙著俄羅斯政治發展

2011年12月，俄羅斯全國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的民眾示威集會，數以萬計的民眾涌上街頭抗議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在國家杜馬選舉中舞弊，要求重新選舉并終結普京的統治。普京著力打造的“超級總統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并且可以預計的是，這種壓力在普京重登總統寶座后將更加顯著。應當說，“超級總統制”雖然是俄羅斯政治發展的邏輯要求和對西方式民主發展道路反思的現實選擇，但這種政治體制自身的弊端也是非常明顯的，對俄羅斯政治發展的消極影響亦不容忽視。首先，“超級總統制”弱化政府執政效率，阻礙俄政治改革與發展成果的制度化。在“超級總統制”下，總統幾乎所有的政治行動，都是圍繞著強化國家政權體系這一中心展開的。這樣，行政部門掌管權力，控制著國家的政治資源，又幾乎不受監督與制約，從而使濫用權力和腐敗成為擺脫不掉的噩夢。同時，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有可能導致官僚集團和強力部門壟斷一切、壓制民主的危險。在這種體制下，人們把主要希望寄托于總統身上，而事實上，“在俄羅斯，超級總統制下的總統常常把所有的權力想象為自己的世襲財產，而把制度建設的實踐視為是對他政策的威脅。”〔8〕其次，“超級總統制”不利于政黨制度的發展。在現行的“超級總統制”下，俄羅斯的政黨功能的發揮受到很大限制，既不能完全作用于選舉過程(不存在執政黨)，也不能對政權更迭產生實際的影響(獲得議會多數的政黨并不能參與政府組閣)。可以說，“超級總統制”的憲政制度安排使俄羅斯政黨處于邊緣化，“政黨在國家政治體制中的意義已經被憲法對俄羅斯議會的限制損害了。只要政府或者俄總統仍然凌駕于政黨之上，政黨的分量和吸引力就不會太高。”〔9〕政黨無法真正起到反映公民的意見、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監督權力機關的作用。再次，“超級總統制”阻礙了俄公民社會的發展進程。在“超級總統制”的模式下，在前蘇聯解體中受到嚴重沖擊的國家權威，又得到了強化，國家還是社會和國民的主人。與現實的政治國家結構異質性的公民社會在俄羅斯并沒有形成。雖然俄羅斯政治領導人在加強中央權威的同時，一直倡導公民社會建設，但俄羅斯一些學者和民眾卻有這樣的認識，即“對建立公民社會最感興趣的首先是國家政權的代表，而不是普遍公民。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在一直以來俄羅斯社會所處的這種復雜的社會和經濟形勢下，現在政府方面的這種積極性是不是某種‘虛假客體’和‘誘餌’”〔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