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學熱”逐漸升溫，不僅反映出當今時代改革創新的精神，也預示著中華民族自我意識開始覺醒，民族文化自信力逐漸增強，因此支撐國學發展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論框架也就必然引起了學者們深深的思考。從目前來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和發展思路逐漸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其領域的研究方法、研究語境和研究視角也在趨向多元。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共同回望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狀況，不難發現，由于時代的變遷，文學樣式、文學功能越來越多樣化，而西方理論與話語的大量涌入看似使我國古代文論的發展形成了短暫的春天，但事實上卻造成了中國文學理論的“失語”，“中國文論失語癥的病因在于把中國文化同現代化對立起來，進行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這正是文學理論界忽視中國古代文論傳統的繼承，不創造性地運用古代文論的后果，而且照抄照搬西方文論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引發了學者們的文化認同危機以及民族文化的尋根思考。長期“失語”的中國文論研究在“全球化”的沖擊下，雖然也做了一些調整和適應，但總是有一種被時代洪流裹挾著身不由己的感覺。如何化挑戰為機遇，實現東西方文論的平等交流對話，使中國古代文論能有一個更好更新的發展平臺，使我們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深邃的文化精髓能夠得以傳承變得格外重要，這也是中國學者們亟需正視和解決的問題。我們要實現中西方文論對話,首先應該了解當前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現狀和困境，才能實事求是地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一、中國古代文論發展現狀

首先我們得立足于本民族文論的立場,建立完善自身理論話語的體系同時吸收、借鑒西方文論的長處，才有可能進一步實現與西方文論的對話與交流。我們都知道中西方的宗教文明是兩種不同質的且有著很大差異的文明,這就直接影響到中西方文論的發展特點，比如“中國傳統的文論特點更多地表現為在直觀基礎上的一種猜測、感悟和體驗,因而必然表現出模糊性和非邏輯性的特點。”這與西方的理性、思辨、的邏輯思維是恰好相反的。“中國古代文論缺乏對概念的微妙差異作過細思辨的系統方法，使得概念范疇不夠穩定，往往限于在經驗層次上的滑行，因此也就難以形成嚴密科學的體系。”但我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對形象思維的側重恰恰是西方文論精確的理論所難以抵達的領域，二者沒有孰優孰劣之分，我們不能一味的削足適履去迎合西方文論的口味，應該重視本民族文論自身的特點，我國的一些學者就提出要用發展的眼光和意識來闡釋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和原理，從而逐步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首都師范大學黨圣元教授曾借助闡釋學理論，對古代文論研究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作了較深入的探析，強調傳統文論若要成為開闊的現代文化精神必須經過與之深度的融合。南開大學張毅教授也曾對中國文論的“現代性焦慮”現象作了探討,指出當前中國文論“失語癥”與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爭論均與這種焦慮相關，必須將問題置于特定歷史進程中予以動態考察的研究思路頗能予人啟迪。

二、中國古代文論如何走出困境

（一）轉換古代文論

古代文論蘊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生存智慧和文學理論的結晶，有一套屬于自身的概念范疇，比如“氣勢”、“主旨”、“言志”等等，這些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有些可以直接被賦予現代人的意識，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而某些范疇具有著模糊性和直觀感悟性的特點，比如“風骨”、“神韻”、“味”、“旨趣”等等，所以我們不得不用現代文論和西方文論的方法來闡釋,化形象為抽象,化模糊為清晰，是以現代性體驗對古代文論中難以理解的模糊的形象的范疇進行重構和再闡釋,使之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特征的形象,揭示出古代文論中蘊涵的對現代有啟示意義的文學精神，比如楊義先生對“感悟說”的古義現代挖掘，顧祖釗先生對“意象”的現代闡釋，王國維成功的將“意境”理論轉換為了“境界說”等等，這些學說嬗變的背后有現代意識元素的加入，并且也包含著人們對古典文化新的理解和認識，這有力地說明了古代文論現代意義生成的可能性。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研究應該體現為一種現代學術視野和思維方式，比如“童慶炳先生以文化詩學的研究視角,從更為寬闊的學術視野來理解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充分重視文學理論與語言學、歷史學、心理學以及哲學等多門學科之間的關系，可以擴大文學理論研究的領域,密切古代文論同當今人類思維成果的系。”童慶炳先生對孔子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說、孟子的“以意逆志”說、莊子“虛靜”說等理論的探析，都是在原有的研究中拓寬了理論的涵蓋范疇，“他將這些概念引申到對文學理論領域中具有普遍性、規律性的基本原理的探討上，強調不能斷章取義，要從詩的整體出發,以自己對詩的理解去接近詩作者的本意，文學作品具有開放性特征，它的意義必定會隨著讀者的主觀變化而發生變化，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發展。”

（二）借鑒西方文論

“真正優秀的東西不僅屬于過去，而且屬于現在，屬于未來;真正優秀的東西不僅屬于民族，更屬于世界，屬于整個人類。真正的文論創新必然是超越了國家、區域、民族、種族的狹小范圍，從而具有普適性和世界性。”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只會讓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失去意義，因此，我們有必要在繼承優秀民族文論傳統的同時，學習和借鑒優秀的世界文論資源，不斷保持創新，才能實現與西方先進文論的對話。中國文論的發展離不開對民族文論優秀傳統的繼承發展和對世界文論先進因素的繼承和弘揚。對西方文論的翻譯引進過程中必然會受到翻譯者的文化語境、意識形態、審美習慣等影響,因此,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就可能會以中國文論的認同方式來解讀西方文論，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中國傳統文論的回歸和修整，這種整合不僅有利于中國古代文論的繼承發展也有助于它走向世界，讓世界更了解中國。在今天這個文化全球化時代，民族性文化生存的唯一方式就是將傳統文化改革發揚使之具有現代性，因此必要的“借鑒”不僅能夠適應時發表展的要求，也能夠增強中國古代文論本的闡釋能力，也就是說“求同存異、異質互補”才是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