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態指的是人類的文化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20世紀末以來，隨著全球化與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在自然界生態遭到破壞的同時，人類幾千年甚至上萬年建立起來的適應于自身生存的文化傳統也遭到了破壞，文化生態平衡被打破，其后果必將導致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消失，造成人類文化危機。因此，保護文化生態環境，促進文化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人類文化的繁榮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由現實引發的思考

在全球化席卷之下的當今社會，人們之所以強調文化生態的保護，是源于20世紀末以來文化生態的嚴重失衡。如同工業文明的迅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所導致的生物多樣性的消失一樣，工業文明侵染過的地方，傳統文化也在消失。而人類的每一種文化都是經過幾千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積累而形成的，它們的消失帶來的不僅是人類文化資源的減少，更使人類的文化生態平衡被打破，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不復存在。這是繼戰后發展中國家模仿發達國家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工業化之后，又以西方國家的體制和文化來變革原有的體制和文化傳統所造成的，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和失衡。

世界范圍內的工業文明始于發達國家，它以新技術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新技術的發明和使用使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有力地影響了自然界的變化，但同時也破壞了自然生態系統，改變了文化創造的傳統方式。

文化是一定社會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它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通常意義上的文化是人類創造與應用符號及制成品的總和，它指的是特定民族的生存方式、行為方式和文學、藝術、宗教、哲學背后的價值體系，它構成了各種社會的生活方式，包括言語、規則、服飾、儀式、行為等規范。社會學家普遍認為，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主要區別在于人類具有集體創造與傳播符號如文字圖像、著作、音符等的能力，文化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是通過復雜的社會過程而實現的，因此，人類行為是后天培養的而不是先天帶來的。社會的多樣性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并且文化特征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而變化。人類與其生活的環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人類所創造的文化是以其生存環境為必要條件的。

然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從本國實際出發，總是以發達國家為楷模和榜樣，為實現快速增長而大量引進西方技術、西方文化。西方技術憑借其舒適、方便、高效的特征壓制了本土技術。伴隨著先進的西方技術而來的還有西方的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價值理念，這就嚴重沖擊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人們日常的傳統習俗和行為習慣，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技術和經濟的發展本應源于其所產生的文化之中，但外來的西方技術割裂了與本土文化的關系，導致了傳統技術的崩潰。“由于技術深深扎根于社會文化組織之中，傳統技術的崩潰往往引起地方社區的瓦解，使其失去文化特性。”①“將西方和外國模式納入傳統技術的合法地位中導致傳統技術的崩潰，使許多地方性的原生態文化失去其賴以生存的根基，并因此遭到了破壞，甚至消亡。”②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現代化國家，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們的現代化模式是趕超型、跨越型的。單純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片面追求工業化的后果是資源枯竭、生態失衡。更為嚴重的是，伴隨著工業文明和全球化的進程而來的西方文化給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文化帶來嚴重沖擊。一方面，隨著現代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大量的農民走出農村進城務工，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另一方面，農民接受了現代知識教育，鄉村居民的價值觀念、人際關系準則、生活習俗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原有的文化表達、文化認同被拋棄殆盡，民間文化賴以生存的農耕文化及相關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發生了遷移。傳統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不復存在，每年都有數不清的土生土長的文化在消失。以戲曲為例，“歷史上我國曾有戲曲品種394種，1949年統計時為360種，1982年統計時為317種，而2004年我國戲曲品種僅為260種左右，短短幾十年間損失了傳統劇種134種，占戲劇品種總量的35%。再如傳統舞蹈，20年前進行舞蹈普查時列入山西、云南等19省市《舞蹈集成》卷中的2211個舞蹈類遺產，目前僅保留下來1389個，短短20年間舞蹈類遺產就損失了近37%。其中河北、山西兩省已有近2/3的舞蹈已經失傳。”③還有，近年來不斷傳出傳統手工藝術瀕危的消息。其中傳統手工藝術中具有代表性的木版年畫如天津楊柳青、河南朱仙鎮、濰坊楊家埠、四川綿竹、蘇州桃花塢、廣東佛山等都面臨不同程度的危機，其中已有600多年歷史的佛山木版年畫如今只剩下“馮均記”一家在苦撐著。一年能做成的生意沒有幾單，有時許多天也賣不出去一幅年畫④。這些傳統文化的不復存在是對人類文化生態的極大破壞，其后果必將導致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消失，使文化生態發展失去平衡。因此，文化生態保護已上升為國家責任。

二、文化生態學之內涵與價值

文化生態學是一門將生態學的概念、理論與方法應用于文化研究而形成的交叉學科。它研究文化的生成、發展與環境(這里的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關系，還研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以及人類如何適應環境、利用和改造環境來創造文化。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是這一理論的創始人。他在20世紀50年代所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專著⑤中對文化生態學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闡述。他認為，文化的特征和文化的變遷是環境影響的結果。環境適應的概念構成了文化生態學的全部基礎。環境對人、對社會、對文化的作用和影響很早就被思想家所關注，并出現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錯誤理論，其代表人物如法國的孟德斯鳩所說的，氣候的權力強于一切權力;英國的巴克爾所說的，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四個主要因素決定著人類的生活和命運;德國人文地理學家拉采爾所說的各民族的文化差異是由自然條件造成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過于強調自然環境的作用，忽視了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作用。文化生態學所說的文化—環境適應理論，既包括自然環境，更強調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而且這里的適應不是消極的順從，而是利用自然，改造環境，通過一定的調適、變化以適應環境，實現一定的功能和目標。他同時還指出，文化與環境是雙向互動的，文化適應環境，但也影響環境。文化與環境是不可分離的，不同地域環境下文化的特征不同，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相似的生態環境會產生相似的文化形態，而相異的生態環境則造就了與之相應的文化形態。